公选王遴选网2020公务员遴选材料分析题
资料1
“共抓大保护、不搞大开发”,已成为长江经济带建设发展的首要规矩。发源于世界屋脊的“母亲河”长江,自西向东奔流6300余公里汇入东海。2019年是《长江保护修复攻坚战行动计划》的实施之年,摸清了长江生态状况的家底,修复行动陆续开始实施。
自从两年前第一次听说长江流域要实施禁捕退捕,很多50岁以上,像梅燕安一样的渔民就陷入不安,他们一面期待着政策尽快确定,一面又为未来担心。梅燕安今年56岁,她的丈夫张华文也已年过六旬,夫妻二人常年在江西鄱阳湖捕鱼,他们觉得上岸后无法找到新的工作。2019年10月前后,退捕方案确定后,他们听说政府在回收渔船渔具,还将为每一户有捕捞证的渔民家庭解决两个名额的社保问题。他们随即决定,拿到补偿款后,今后靠着社保安度晚年。但很快,有渔民发现,渔船渔具的收购价格、社保的档次标准并不如他们所想,许多渔民虽然在2020年1月1日前将渔船拖上了岸,但并没有交给相关部门进行回收销毁,“许多人还在观望”。2019年12月30日,江西九江市湖口县农业农村局工作人员称,目前该县已将渔民的渔船拖上岸,确保2020年1月1日前鄱阳湖及长江上没有渔船进行生产型捕捞,“社保、补偿及培训等相关工作将在之后陆续展开。”
实际上,在退捕工作中面临相应问题的不止湖口县。九江市都昌县农业农村局2019年12月25日作出的“关于长江禁渔政策实施相关影响”情况工作汇报提到,目前江西省没有统一的社保政策,现有的中央禁捕补偿资金主要用于渔船和渔网具的收购,该县财政缺口较大,能够出台的社保标准档次较低,退捕后,部分渔民可能会出现返贫现象。
资料2
据九江市农业农村局统计,2018年,九江市全市水产品产量共45.15万吨,产值约84.46亿元,这在九江市当年农林牧渔业产值中的占比超出了四分之一。2019年,九江全市水产品总量较上一年又上涨了3.2%,达到46.6万吨,这组数据对应着九江市约13900余名渔民,其中包括兼业渔民9300余人,专业渔民4600余人,覆盖九江市13个县(市、区)16个专业渔村。梅燕安等失地渔民对于未来生存问题的担忧并非空穴来风。九江市重点水域禁捕退捕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2019年12月24日作出的《九江市重点水域禁捕退捕工作进展情况汇报》(以下简称:《情况汇报》)中也曾提到这一问题。《情况汇报》显示,涉及退捕的专业渔民没有生产性土地或人均在三分地以下,世代以捕鱼为生,老弱病残居多,大部分在45岁以上,文化程度低、就业技能和门路少,鄱阳湖的渔民绝大部分患有吸血虫病,重症患者占有三分之一,医疗花费多,本来就生活困难,上岸转业更难,所以渔民退捕后,光靠社保养老金,会有诸多生活困难。除渔民转产转业的实际困难外,上述《情况汇报》中,还提到了退捕工作的资金缺口问题,其中提到,都昌县、永修县、庐山市等鄱阳湖退捕县(市、区)退捕渔民多,财政相对困难,退捕工作除上级部门拨付的资金外,需地方财政配套兜底,解决船网回收、社保医保、过渡期生活补助、就业引导培训等资金,缺口较大,财政捉襟见肘。上述《情况汇报》作出的次日,都昌县农业农村局作出《“关于长江禁渔政策实施相关影响”情况工作汇报》(以下简称:《工作汇报》),其中提到,该县于2019年6月开始启动捕捞渔民调查摸底工作,该县渔民人均耕地较少,保障水平不高,95%以上渔民选择了300元最低缴费档次参保,60岁以后每月仅能领取141元养老金。关于补偿和社保政策问题,都昌县农业农村据在《工作汇报》中指出,全省没有统一的社保政策,现有中央禁捕补偿资金主要用于渔船和网具收购,该县财政缺口较大,能够出台的社保标准档次较低,退捕后,部分渔民可能会出现返贫现象。
资料3
在屏峰村,75岁的余爱华是年纪最大,资历最老的渔民。余爱华说自打有记忆就会下湖了,十几岁就跟着长辈一起捕鱼,那时候大家都在生产队,一人会轮十天来捕鱼,晚上都是睡在渔船上,其他时间做农活。当时他还当了很多年的渔业队长,一直到1982年开始实行分田到户。三年之后,他拥有了一条真正属于自己的渔船,后来的屏峰村一下就有了五六十条渔船,捕鱼的村民越来越多,鱼越来越少。余爱华到现在还记得1968年在鄱阳湖里捕过一条62斤的花鲢,相比于过去,他说现在已经很难钓到野生的大鱼了,2019年12月30日那天,余爱华当天收回十多张网,只捕了3斤左右平均重量不到一两的小刀鱼。余爱华双手捧着早年使用的鱼钩,现在这种捕鱼方式使用的越来越少。渔民说还在十几年前,他们用半条蛙腿叉在鱼钩扔进湖里,过不了多久就能钓到好几斤重的大乌鱼。“打鱼太苦了!”余爱华说,水上风险大,他想起了20多年前,同村的一起捕鱼的渔民下水时因手脚被渔网兜住脱不开身而被溺死。他的后辈们,也都不想再靠打鱼吃饭了。“只要能捕就一直捕,看自己的身体状况,估计还能搞个五年!既然是国家政策,要造福子孙后代,提前退休也好。”余爱华说。“以后没事我还是想去鄱阳湖边走一走看一看,什么都不做,就这样看看也好。”余爱华和老伴抬着从船上拆下的发动机和船桨离岸,远处山上,前几年建的巨大的国电风车还在一刻不停地旋转。2019年的最后一天,鄱阳湖刮起大风,余爱华没有出船打鱼,去了七公里外村庄的养殖鱼塘做了一天的零工,赚了140元。余爱华说养殖鱼塘和鄱阳湖的野生鱼无论是哪种做法他都能识别的出,养殖鱼的水分多,野生鱼肉更干,下锅鱼眼不会下凹,禁渔之后就吃不到鄱阳湖的野生鱼了。这艘陪伴余爱华多年的小木船伶仃在湖岸边,即将等待被销毁的命运,此后的鄱阳湖也将迎来休养生息的十年。余爱华和他的老伴最后一次将船停泊在鄱阳湖岸边,他们将船上的木板拆掉,用于之后炊事的柴火。
资料4
“我自小在江边长大,长江沿岸还有一部分人在进行非法捕捞。”6月20日上午,记者走访安徽某市一家大型农贸市场时,一名鱼贩告诉记者,偷捕活动常常在夜间进行,私下售卖,隐蔽性强,不易被渔政部门发现。当记者询问哪儿可以买到刀鱼时,另外一名鱼贩给了记者一个外地商贩的电话。随即,记者拨通电话,与对方取得了联系。在电话中,这个外地商贩告诉记者,长江目前已禁渔,偷捕刀鱼违法,并且不让记者提“江鲜”二字,显得很谨慎。经过一番“讨价还价”,商贩通过微信告知记者,可以安排江边渔民捕捞。如果想要购买,第二天早上9点,就可从某沿江城市运来。但是现在只有小刀鱼,1.5两以下,每斤为几百元。据介绍,在清明节前后,刀鱼价格更高,3.5两左右的,能卖到几千元钱一斤。记者调查发现,禁令之下,虽然各地加大了打击力度,但非法捕捞野生江鱼的现象依然时有发生。江苏省农业农村厅相关负责人介绍,截至5月底,今年全省共查获违法违规案件125起、175人,清理取缔各类违禁渔具1600多件。
5月12日晚,湖北武汉市农业综合执法督察总队联合武汉市公安局水上分局,在长江武汉段水域查获一起自捕自销江鱼违法案件。现场查获涉案嫌疑人员两名,快艇一艘,高压电瓶及电捕设备一套,渔获物7.85千克。据介绍,嫌疑人经营一家江鱼酒店,渔获物中部分用作酒店自销,部分卖到了集贸市场。“根据执法查处的情况分析,全市餐饮酒店仍存在少数自捕自销野生江鱼牟利的情况。”湖北武汉市农业综合执法督察总队总队长王文高介绍,禁渔令的颁布对于长江渔业资源的保护起到了重要作用,但由于少数人的消费习惯,非法捕捞野生江鱼有利可图,一些人受利益驱使铤而走险。
“5月1日傍晚,我和朋友看到江上有人划船,定睛一看,竟在非法电鱼!”5月9日下午,在长江航运公安局芜湖分局和县派出所,举报人邢先生回忆道:“我们劝说两名电鱼人立即停止非法捕捞,他们不但不当回事儿,还冲上前来谩骂我们。”“禁渔期非法捕捞水产品,绝不姑息!目前,已经抓捕了两名犯罪嫌疑人,并缴获了电鱼船和电鱼设备等工具。”安徽马鞍山市农业综合行政执法支队副支队长夏德军说,马鞍山市自2019年7月1日起对长江干流和5条重要通江支流与石臼湖实施长达11年半的全面禁捕。“不管捕获物数量多少,但凡在禁渔期内非法捕捞水产品,我们都要坚决查处。”“这些偷捕行为主要集中在晚上,甚至是凌晨,给巡查、执法带来了很大困难。”夏德军表示,夜间非法捕鱼,一旦被渔政执法人员发现,不法分子会想尽办法逃逸。执法艇相对于偷捕者的小艇来说,吨位较大,一旦强行靠近,容易造成翻船事故,渔政执法人员和偷捕者的人身安全都难以得到保障。值得注意的是,在日常监管过程中,尤其是今年以来,还发现非法捕捞出现了一些新情况新手段。夏德军说,一些商船、运输船停靠在指定水域后,船员会在空闲时间,利用船上携带的小艇,从事非法捕捞。安徽芜湖市农业农村局总农艺师廖晓红说,还有一些沿岸居民把自家的农用船当做渔船,甚至用塑料盆加马达的方式进行非法捕捞。
记者从安徽安庆市有关部门了解到,安庆市长江流域重点水域全面禁捕后,渔业资源恢复明显。但随之而来的是,娱乐性垂钓迅速演变为群体生产性垂钓,对天然渔业资源造成较大影响。令人担忧的是,目前针对使用多线多钩、长线多钩、单线多钩、爆炸多钩等生产性垂钓行为并没有相关处罚条款。此外,非法捕捞的群体构成日趋复杂。中国海监江苏省总队渔政执法处处长陈建荣说,从查处的涉渔案件看,专业渔民违法捕捞案件占比少了,反而一些原先并非渔民的人在利益驱动下开始偷捕,且组织严密、分工明确、手段隐蔽。一些社会闲散人员也常常使用简易捕鱼装置冒险偷捕,随机性、机动性、分散性较大。
让长江休养生息,十年“禁渔令”实施,这对渔政执法部门提出了更高要求,由此暴露出的一些工作短板值得重视。记者采访了多地渔政执法部门,执法力量薄弱、装备不足是普遍问题。“芜湖市渔业渔政管理中心,既要负责渔政管理,也要负责渔业生产,一共只有10个在编人员,真正在渔政管理上的连一半都没有。”廖晓红举例说,长江在无为市境内共有50多公里,但是无为市负责渔政管理的只有四五个人。以前是阶段性禁捕,现在对重点水域设定长达十年的禁捕期,需要常态化监管,人手捉襟见肘。渔政部门力量相对薄弱,在其他沿江地市也有类似情况。夏德军介绍,马鞍山市渔政执法岗位,一共有10个编制,但目前只有2人,下面的区县编制更少,负责的水域点多面广,包括长江干流和通江支流等禁捕工作,力量更显不足。缺少执法装备也是个问题。廖晓红介绍,不少县区没有专属执法艇。很多时候,他们在进行渔政执法行动时,要联合长江航运公安局等部门,借用他们的装备。另外,现在偷捕渔船大多体积较小、吃水浅,传统执法艇吨位大、吃水深,不易靠近渔船。所以配备体积较小、方便操作的快艇对于强化渔政执法工作来说非常必要。王文高说,非法捕捞案发地大多在偏远乡村、通江支流、交界水域。这些地区往往江面水流复杂,又处于执法管属交界地带。如果执法人员不足、装备不够,很难有效监管。
资料5
离2019年底全面禁捕还有一个月,都昌县的具体补偿标准还没公布,协议也没签,渔民詹定林有些焦虑。早在今年3月,县渔政局曾让他去填一张表,上面列得很细:有没有渔民证?是否有土地?有多少条船?船的长度、建造时间、船只状况?有哪些网具,多少虾笼?是否参保,2018年的家庭总收入和总开支?这是渔民上岸的第一步——建档立卡、摸清底数,据此下发补贴。
湖南省农业农村厅渔业渔政处处长王元宝对《中国新闻周刊》指出,建档立卡过程中,遇到了很多困难,因为渔民身份复杂,审核他们的身份,需要多部门联合比对,比如户口和社保需要找民政部门,土地情况需要上土地信息系统查询,费时费力。2019年3月,应农业农村部的要求,由中国水产科学研究院组成的“长江流域重点水域禁捕专题调研组”来到湖南省洞庭湖区湘阴县和汉寿县开展调研,他们也发现,补贴对象的认定很难。在现实捕捞生产中,渔民的组成情况非常复杂,既有长期以捕捞为生的专业渔民,又有既打鱼又打工、务农的兼业渔民;专业和兼业渔民中,既有持证的,也有无证从事捕捞作业的渔民;在持证渔民中,还存在一本捕捞证带多户的渔民群体;在无证渔民中,还有一部分人是因为超龄无法办证,但还在从事捕捞作业的60-70岁的渔民。调研组指出:兼业渔民、无证渔民、一证带多户渔民等特殊渔民群体数量较大,如果在长江禁捕工作中补贴对象和退捕政策落实不当,有可能会引发一些渔民群体的不满情绪,给长江禁捕工作带来阻力。都昌县渔政局干部詹定鹂对《中国新闻周刊》指出,对有证渔民以外的各种渔民群体,是否要纳入补贴政策,这个度很难把握。如果纳入,是只回收他们的船和网具,还是其他政策也要做到和有证渔民一样,比如过渡性补助或社保措施。这又需要很大一笔资金投入。他的困扰在各地并不鲜见。有的地方因为前期的摸底工作没有及时完成,拖慢了整体进度,补贴政策迟迟没有出台。对于这次退捕的资金安排,今年初,多部委联合印发的《长江流域重点水域禁捕和建立补偿制度实施方案》要求:退捕渔民临时生活补助、社会保障、职业技能培训等相关工作所需资金,主要由各地结合现有政策资金渠道解决。同时,中央财政采取一次性补助与过渡期补助相结合的方式对禁捕工作给予适当支持。文件说得很明确:坚持地方为主,中央适当奖补。但退捕的掣肘,仍然在钱。这次退捕涉及10省(区、市)的近30万渔民和11万条船。很多退捕区地处贫困县,地方财政要挤出这一大笔钱,用来回购船、渔具和发放过渡性补贴,非常困难。王元宝说,去年湖南召开全省退捕大会,各市县都说自己财政困难。“挤不挤得出钱,还是看这件事是否足够重要。” 他表示,十年禁渔是国家政策,要作为政治任务来对待,一把手来推动。
为推进禁捕退捕工作,湖南省一次性拿出4亿元,根据各地退捕任务的轻重,直接配套到基层。以益阳市资阳区为例,经测算,平均每户船舶补偿2万元、每户过渡性生活补偿15000元、回购捕捞证2000元、提前退出奖励1500元,每户社保补贴7.2万元,每户共计退捕补偿11.05万元。此外,按湖南的标准,上岸渔民每户每月可以领到200元的补助,持续两年。其他省如安徽,也决定在2020年拨出2亿元资金,专门用于禁捕。
目前,禁捕退捕前期工作开展近一年,从各省给长江办的反馈看,各地普遍反映:地方配套退捕资金有困难,尤其对一些中西部地区,省级财政本身也不宽裕,配套奖补资金有限。江苏省农业农村厅则反馈:“中央财政对长江干流退捕渔船的补助不仅标准低(2.88万元/艘),而且不区分渔船大小、仅按船只补助,对我省极为不利。”他们认为,省级和地方财政压力巨大,尤其是苏北地区,难以负担大量补助资金,“失水渔民由地方政府参照失地农民予以安置,恐怕很难落实到位。”农业农村部部长韩长赋此前表示,中央财政已安排92亿元补助资金,分年度拨付执行,但与全面禁捕的任务相比,资金缺口依然很大。他强调,沿江省市县政府要主动入位,强化支撑保障,“没有真金白银的足额投入,禁捕工作很难取得实际效果。”
公选王问题1:根据上述材料概括长江禁捕工作实施过程所遇到的困难。(15分,不超过300字)
【公选王参考解析】
长江禁捕工作实施中遇到的困难:(1)渔民安置难,渔民老弱病残居多、文化程度低、就业技能和门路少,上岸转业更难,社保标准档次较低,部分渔民可能会返贫。(2)非捕打击难,非法捕捞的群体构成日趋复杂,非捕随机性、机动性、分散性大,加上长江干支流众多,非捕打击难度大;执法力量弱,基层执法单位缺编少人,人手捉襟见肘,缺少适应新形势、新任务的执法装备。(3)资金保障难,渔民船舶补偿、过渡性生活补贴、社保补助所需资金量庞大,中央补助标准低,地方特别是中西部地区财政困难。(4)退捕政策落实难,兼业渔民、无证渔民、一证带多户渔民等特殊渔民群体数量大,给退捕政策落实难。
问题2:结合材料,就做好长江禁捕工作提出对策建议。(20分,不超过300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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