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防治麻风病无私奉献的时代楷模——李桓英

中共北京市委

她出身书香门第、条件优越，却选择被许多人视为畏途的传染病防治作为自己的事业；她曾与家人在海外生活，有体面的工作、丰厚的薪水，却毅然回国艰苦奋斗；她一生未婚，无儿无女，却被许多重获新生的患者视为“妈妈”……她，就是世界著名麻风病防治专家、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友谊医院医生、北京热带医学研究所研究员李桓英。

李桓英是党领导卫生健康事业发展的见证者、亲历者和参与者，新时代医务工作者的优秀代表，践行科学家精神的杰出典范，爱国归侨的学习榜样。在80多年的医学生涯中，李桓英始终心系人民健康福祉，勇于探索创新，为破解麻风病防治的世界难题贡献了中国智慧，为推动共建人类卫生健康共同体做出巨大贡献。2021年8月20日，中共中央宣传部授予李桓英“时代楷模”称号。

秉持大义：心有大我、赤诚报国的爱国情怀

爱国，是人世间最深层、最持久的情感，是一个人立德之源、立功之本。习近平总书记指出：“爱国，不能停留在口号上，而是要把自己的理想同祖国的前途、把自己的人生同民族的命运紧密联系在一起，扎根人民，奉献国家。”赤诚的爱国情怀，植根在李桓英的心中从未改变，源自她的家风传统、内心情感和责任担当。

优良家风的传承延续。“桓”字有华表的意思。李桓英的名字，寄寓了长辈期待她像华表一样杰出的愿望。李桓英的家族不仅有深厚的文化素养，更有爱国的优良家风。李桓英的祖父李庆芳是清政府公派的留日学生，后回国效力，是民国时期知名人物。抗战期间，李庆芳坚持民族大义，为解救30多名八路军战士，被日军关押40余天，不久愤恨逝世。中共中央北方局机关报《新华日报》曾专门刊载李庆芳的事迹，盛赞其“劲节可风”。李桓英的父亲李法端是中国第一批留德学生，学习电机专业，归国后先后在杭州电机厂和政府多个部门任职，致力实业报国。祖父和父亲的言传身教，使李桓英从小就受到熏陶。在李桓英看来，“爱国”是一件很自然的事，没有什么值得标榜：“因为我是中国人，中国是我的根，我学习的知识，要为中国人服务，不能忘本。”她本人的学成归国，也成就了家族“一家三代，留学报国”的佳话。

心系祖国的内在召唤。科学无国界，但科学家有祖国。青年时代的李桓英虽在多个国家学习工作，却从来不曾忘记祖国。“在缅甸时，我与祖国仅隔着一条河。”李桓英说，“每当夕阳西下，我都会情不自禁地眺望北方，想念北京。”新中国的成立让海外学子看到了民族复兴的希望，很多人不远万里回国参加建设。李桓英内心也有很深的触动，她说：“那时回国正当其时，就是要把自己最好的年华奉献给祖国。”新中国成立初期，国家一穷二白，基础非常薄弱。但这丝毫没有影响李桓英的选择，长期的国外阅历使李桓英深深认识到，传染病往往与贫困落后紧密相连。她更加迫切地要回国，要用自己的医术为当时尚未脱离贫困的国家和同胞贡献力量。

无怨无悔的责任担当。世卫组织刚刚成立时，李桓英被推荐成为首批官员。1957年工作期满后，她婉拒了世卫组织年薪9000美元（当时美国人均年收入3110美元）的续约邀请，准备回国。“当时美国与中国还没有建交，遥远的祖国并不知道我要回来，也没办法给我提供帮助。”李桓英想尽办法，手持一本联合国护照辗转多地，终于在1958年回到祖国。国务院外国专家局根据她的专长，安排她到中央皮肤性病研究所工作，国家的信任使李桓英进一步感到肩负的责任。回国60多年来，她服从安排，先后参加了一系列科研工作。20世纪60年代前后，她参加的“梅毒螺旋体制动试验”取得成功，开展的麻风菌脂质抗原提取、荧光抗体试验处于国际先进水平。70年代，她成功研制出“灰黄丸”，为江苏省泰州市苏陈公社160多名头癣病患儿解除了痛苦，这项成果还获得1972年全国科技进步奖。1978年，57岁的李桓英全身心投入到令人望而生畏的麻风病防治事业中。当时，她的家人已移居美国，赴美探亲时，家人都希望她留下，但她放不下正在开展的医学研究工作，再一次放弃了与家人一起生活的机会——早在1964年，父母就曾这样劝过她。可李桓英说：“国内的生活确实很苦，但苦的不是我一个人，很多人缺吃少穿、体弱多病。这时弃之而去，还不如当初不回国！作为医生，能为祖国、为人民服务，我感到自豪。”对祖国的真挚情感和非凡的工作业绩，使李桓英成为爱国归侨的学习榜样。

胸怀大爱：生命至上、护佑苍生的医者仁心

健康是广大人民群众的共同向往和追求，是人民幸福生活的基础。在长期的麻风病防治工作中，李桓英视患者如亲人，不仅精心医治，为数以万计的患者解除了病痛，还身体力行，为破除社会对麻风病患者的歧视树立了典范。

济世慈心因于同情敬畏。自古以来，麻风病就是人人避犹不及的恶疾。这种疾病使人皮肤溃烂，鼻塌目陷，四肢畸残，与人类相伴了至少3000年，与梅毒、结核并称世界三大慢性传染病。患者在忍受肉体痛苦的同时，往往还要承受被社会歧视的精神折磨。新中国成立初期，中国的麻风病患者有50多万人，涉病地区分布广泛。20世纪70年代初，李桓英第一次亲眼见到麻风病患者的惨状，做过多年传染病研究和治疗工作的她也不免动容了。她把对患者的深深同情转化为沉甸甸的责任，决心以自己的努力，帮助他们解除痛苦。1978年，年近花甲的李桓英确立以麻风病防治作为自己的终生事业。她的目标，就是“创造一个没有麻风的世界”。在她看来，自己新的人生才刚刚开始：青少年时期辗转多地学习生活、艰苦的国内外医学教育科研、世卫组织工作期间在多国的传染病治疗实践、回国后的工作生活历练……之前所经历的一切似乎都在为此做准备。因此，李桓英总是说：“不是我选择了麻风病，而是麻风病选择了我。”

无微不至彰显人文关怀。以前，医务人员在面对麻风病患者时，往往穿得像个“防化兵”：白大褂、白手套、帽子、口罩、鞋套全副武装，整个人只能看见两只眼睛。放药的桌子隔着患者1米远，医务人员用棍子把药推到患者面前……面对社会的歧视和麻风病难以治愈的现实，不少患者心灰意冷，不愿配合治疗。李桓英说，医生要消除患者的自卑，让他们心情轻松起来，才能配合治疗。在科学研究的基础上，李桓英认为，麻风病传染性有限，一般接触不易感染。她身体力行改变人们对麻风病的态度，与患者握手拥抱，和患者一起吃饭、喝水，一年至少有2/3的时间在麻风村寨度过。麻风村的村民都很惊讶：“北京来的女摩雅（医生），天哪，不怕麻风病！”有人问她为什么不怕，李桓英说：“医生不能怕！这就好像战士都知道子弹厉害，上了战场不照样往前冲？！”“我甚至巴不得自己被传染上，让患者亲眼看到，我能治好它！”在治疗早期，患者的脸部会出现发红发紫的状况，有的患者感到恐慌便拒绝服药，甚至把药扔进水里。李桓英挨家挨户做工作，告诉他们这只是服药后的正常反应，开导患者坚持服药。3个月后，患者状况明显好转，身体逐渐恢复。他们深情地说：“麻风病把我们从人变成了‘鬼’，是李教授把我们从‘鬼’变回了人。”

攻坚克难不畏以身涉险。新中国成立初期，我国统筹开展麻风病防治，在涉病地区形成了一些麻风村寨。李桓英长期奔波在这些地区，云南、贵州、四川的大多数麻风村寨都留下了她的足迹。在深入麻风病区的途中，由于道路崎岖、山高水险，李桓英多次遇险，两次翻车，两次翻船。1989年去往四川西昌途中，李桓英乘坐的汽车翻越雪山时不幸掉进十几米深的山沟，等她苏醒时，皑皑白雪上留下了一大片殷红的鲜血。那一次，她的两侧锁骨和3根肋骨都骨折了，头部外伤缝了7针，大家都劝她好好休养，但她打着石膏、缠着绷带，强忍疼痛，又投入到工作中。看到大家为她担心，她打趣说，“按照我坐车的概率，也该翻车了”，“我胖得像个皮球，掉到水里也沉不下去”。艰苦与危险没有阻断李桓英继续前进的脚步，她坚定地说：“要想搞事业，就别怕付出。若要计较，就什么也干不成。”

医者仁心换来了显著医疗效果，经她治愈的患者达到1万多人。在李桓英和广大麻风病防治工作者的共同努力下，短短几年，肆虐数千载的麻风病成为可控、可治的普通疾病，全国麻风病患者从11万人降至不足万人，年复发率仅为0.03%，远低于世卫组织1%的标准。李桓英先后获得国家科技进步一等奖、全国五一劳动奖章、全国医德楷模、首届中国麻风病防治终身成就奖和“最美奋斗者”称号等，成为我国医学专家和科技大家的优秀代表。

融汇大智：求真务实、勇于攀登的科学精神

科学技术是人类同疾病斗争的锐利武器，人类战胜大灾大疫离不开科学发展和技术创新。李桓英在直面问题、迎难而上中始终坚持科学精神、遵循科学规律，严谨治学，开拓创新，在推进中国和世界麻风病防治事业中取得重大成就。

严谨细致，秉持科学态度。从18岁考上同济大学医学院开始，李桓英就在学习和工作中培养了科学严谨的作风。在被世卫组织派往印度尼西亚和缅甸开展传染病防治的7年中，她与当地专家一起工作，锻炼出因地制宜开展医学科研的能力。1958年回国工作后，她在多项科研工作中进一步提升了能力和水平。投身麻风病防治工作以来，李桓英始终秉持科学态度，坚持深入基层开展调研。在她的办公室里，挂着一张云南、贵州、四川交通图，上面插了20多面三角旗，都是她行医所到之处。其中7个麻风病发病率较高的地区，被李桓英选定作为治疗的试点。在云南省勐腊县试点，为了实验的规范性以及便于日后复查追踪，李桓英严格要求实验人员进行细致的检测和记录。一套包括47例患者的病案，连续27个月详实记录了患者每天每次的用药等情况。如此用心用情、认真细致的记录，深深地震撼和感动了后期来到这里的工作人员。

结合实际，创新防治方法。在总体思路上，李桓英注重从实验室走向现场。以往的麻风病防治多注重实验室研究，李桓英打破陈规，主张把实验室搬进麻风村，在现场面对面地为患者检查治疗。在治疗方案上，李桓英推广了服药24个月就停药的“短程联合化疗”，治疗效果显著。在防治模式上，1996年，李桓英在国内开展消除麻风行动，首次提出了麻风垂直防治与基层防治网相结合的模式，为我国乃至世界麻风病防治工作做出了突出贡献。2000年，中国卫生部向全世界宣布：中国的麻风病患者已经下降到2000人左右，患病率在十万分之一以下，基本消灭了麻风病。

造福全球，贡献中国智慧。作为最早也是最年轻的曾在世卫组织任职的中国女性，李桓英积极与世卫组织保持联系，运用国际资源推动中国麻风病防治工作，又用中国成功经验促进世界麻风病防治事业发展。改革开放初期，她在世卫组织资助下，以访问学者身份考察了6个国家的9个麻风病治疗中心，开阔了麻风病防治的国际视野。当世卫组织将中国作为“实验新疗法”地区后，李桓英根据中国的特点迅速拿出了“联合化疗”的“短程试验”方案。在她的争取下，世卫组织向中国提供了药物和医疗物资，对中国麻风病防治工作给予积极支持。她的“短程联合化疗”方法被世卫组织在多国推广，造福了全世界的麻风病患者。

出于对我国麻风病防治工作的肯定，1998年，第十五届国际麻风大会将会址选在了北京。这次会议具有纪念现代麻风病防治100周年的特别意义。大会期间，李桓英被推选担任轮值执行主席。会上，她领导开展的“短程联合化疗”和消灭麻风病特别行动计划，被誉为“全球最佳”，世卫组织官员诺丁博士紧紧握着李桓英的手说：“全世界麻风病防治现场工作，你是做得最好的！”

李桓英是在麻风病领域致力于建设人类卫生健康共同体的探索者和推动者。多年来，她被任命为世卫组织麻风病专家委员会成员，多次担任国际麻风会议主席和副主席。李桓英的成功医学实践，不仅有力推进了中国麻风病防治事业，也为世界范围的麻风病防治做出了突出贡献。

躬行大道：坚守初心、践行使命的党性修养

“我志愿加入中国共产党……”2016年12月27日，一场不同寻常的入党宣誓仪式在北京友谊医院举行。历经思想磨砺和实践考验，95岁的李桓英，在鲜红的党旗下宣誓入党。

不断磨砺思想，追求真理。在李桓英看来，加入党组织，首先是因为“立场相同”。医学研究不信天、不信命，只信事在人为，这同中国共产党坚持的辩证唯物主义、历史唯物主义世界观和方法论是一致的。同时，中国共产党的根本宗旨是“为人民服务”，李桓英的志向也是一生只为“人民的需要”而工作。她常常说：“没有人民群众就没有我，能够为人民群众治疗疾病，取得一点成绩，是此生最大的幸福。”这种对人民群众的诚挚情感，源自她在深入麻风村寨治疗时同患者及家属结下的情谊。入党时，李桓英说：“入党也和科研一样，都是为了追求真理。我为国家服务了快60年，现在觉得自己可能合格了。”在她心里，“合格”的标准很高，为此，她一直在努力奋斗。

始终保持初心，淡泊名利。海外归国的老一辈科学家往往有一个共同特征：他们在科研工作中，都有着复杂深刻的头脑；在生活选择时，又有着简单纯粹的心灵。对待个人名利，他们从来没有要求，总是首先考虑国家和人民的利益。李桓英也是其中的一个典型代表。刚回国时，国内的实验设备比不上国外先进，她一边“因陋就简”、“土法上马”，用简单的设备完成艰巨的任务，不因条件艰苦停止奋斗；一边积极向世卫组织申请医疗物资和技术支持，为在国内开展研究工作创造条件。为了事业发展，她想方设法、雷厉风行；但面对个人待遇，她却不太上心、拖拖拉拉。单位让她报一张“正教授”的申请表，她拖了整整20年才填好上交……因为投身传染病防治事业，李桓英一辈子没有成家。有人问她后不后悔，她说，人生有很多种幸福，她与麻风结缘，能够毕生从事自己喜爱的医学研究，已经很幸福、很幸运了。

坚持脚踏实地，心怀感恩。李桓英始终把自己取得的成绩与党和国家的关心支持联系在一起。每当获得荣誉，李桓英总是归因于自己赶上了好的国家、好的时代。她动情地说：“我今年整整100岁了，亲眼见证了中国100年的变迁——这么大的一个国家，需要一个党来凝聚人心。只有把人心都团结在一起，国家才能干大事，个人也才能出成就。”“流行病防治是一个高效医疗、有力政府和健康社会共同协力的事业，因为我在中国，我的事业才能这么成功。我只是做了自己应做的事情。”这些深情话语，体现了一位共产党员崇高的思想境界。

李桓英说：“我国虽然基本上消灭了麻风病，但我们还有很多工作要做。”为了弄清麻风病的传染源和传播途径，李桓英带着研究人员又开始进入分子生物学领域研究麻风菌，努力通过基因分型研究麻风菌传染源和传播链，为“创造一个没有麻风的世界”继续奋斗。

李桓英学成归国时，新中国百废待兴；李桓英期颐之年时，中国已经全面建成小康社会，正阔步走向伟大复兴。与中国共产党同龄的李桓英，以她的百年经历，亲身见证了中华民族一个世纪的沧桑变化。让我们以李桓英同志为榜样，在新时代新征程上真抓实干、埋头苦干，为党和人民争取更大光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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