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唐新语》记载了这样一则故事:贞观年间,名臣岑文本被唐太宗升任中书令后,回到家里却满脸忧虑。面对母亲的疑问,他说:“我没有功勋,跟皇上也没有旧交,获得太大的宠幸,职位高责任重,这是古人所忌的,所以感到忧虑。”事实上,负责起草文书的岑文本才能卓著且兢兢业业,受到赏识和重用理所应当,但他却认为自己贡献不足,害怕担当不起中书令重任而忧心忡忡。
岑文本不因“位高”而放肆,不因“权重”而暴戾,升官之后不以为喜,反以为忧,是因其首先想到的不是更大的权力,而是更大的责任。岑文本这种“位高而忧”的权力观,值得深思和借鉴。
“位高而忧”恪守的是对权力的敬畏之心。权力是一把双刃剑,用得好可以为民造福;如果“剑走偏锋”,就会伤人伤己甚至祸国殃民。党员干部更要时刻牢记“高位”“重权”都是党和人民给予的,要把手中的权力与为民服务的责任挂钩,而不是享受;把身居的职位看成是为民服务的岗位,而不是待遇。谷文昌率领东山县群众苦战十几载,治服了“神仙都难治”的风沙。为了缅怀他,“先祭谷公,再祭祖宗”,成为东山县百姓多年的习俗。相比之下,也有一些党员干部利用手中权力,为他人大开方便之门,攫取巨额利益,最终沦为历史的罪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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