维护公共安全的主战场，在基层一线。然而，各类公共安全事件暴露出基层的诸多不适、不灵、不快、不强，让人揪心。危机应对能力不足的基层，正面临一道紧迫考题：如何防控公共安全风险并有效防御各类重大突发事件？

一、危情预警：

在第一道防线拉响警报

基层，是发出危情信号的“烽火台”，也是防御突发危机的第一道防线。

从此次新冠肺炎疫情回溯此前的几次公共安全风险来看，作为应急管理的第一道防线，信息预警体系的建设和完善，应解决“三失”难题。

——提升风险意识，解决专业预警失明。此次疫情让大家又一次认识了冠状病毒的杀伤力，更让人注意到非传统国家安全的重要性。传染病暴发属于一类突发公共卫生危机，其潜在风险不仅限于卫生健康领域，更关乎经济社会的正常运行，乃至国家安全的基础。我们只有更新风险观，尽可能关注到今日安全挑战的可能来源，才能有效防范公共安全失明。

在一些突发公共安全事件中，专业人士及机构主动或被动失语，也是造成预警失明的原因。来自基层一线报忧的话也许不好听，但如果掌握真实情况的人“不敢言”，后果难以想象。必须保证专业预警及时、全面披露，这样才可能未雨绸缪，进而有效应对。

——衔接制度断点，解决专业预警失真。专业预警只是公共安全防控的第一站，披露的信息向外传播，必须有一条时刻通畅的绿色通道。如果意外关卡太多，预警必然滞后甚至失真。值得注意的是，监测部门与决策部门的运作如果不能衔接互通，造成监测机制空转，后果更令人担心。看到险情的人没法拉警报，负责拉警报的人又看不到险情，可能带来不能承受之结果。

预警是一件专业要求甚高的工作，如果预警机制中缺乏有足够判断力的专家，如此“人的断点”更可怕。公共安全危机的处置是复杂的系统工程，往往需要多方面专家精密配合。因此，长效的专家会商制度，相配套的专家负责制，就必须成为公共安全预警不可缺省的制度安排。

基层预警方式陈旧落后，亟待引起关注。中部某市在疫情暴发前期感染人数并不多，但随着当地疾控部门及时更新流行病学调查手段，引入大数据信息比对，隐藏的多起群体聚集感染风险很快显形。政府随即采取封锁小区、隔离人员等举措，避免了疫情升级。

——善用新兴技术，解决预警失能的问题。见微可以知著，从公共卫生到更广泛的公共安全领域，都应建立一套全国统一、高效、快速、准确的数据接报和监测预警平台，让预警真正实现深度信息化、全程智能化。

二、专业处置：

保障专业人员专心做好专业事

现代社会面临的各种公共安全危机，处置的专业性要求越来越高，包含众多专业门类。此次新冠肺炎疫情处置中，基层专业处置力量严重不足，成为难以回避的问题。

——专业人员流失严重，应急人才“假饱和”。近3年来，仅国家疾控中心流失的中青年骨干就有百人之多，有些地方疾控机构人才流失可能更严重。经费保障普遍不足，职工收入大幅降低，是人才流失的重要原因。同样是医学院校毕业的，一个在疾控部门工作，一个在医院工作，收入差距是比较大的。

不但人手少，还陷入“悖论”中。基层应急工作人员说，预防、监管工作做得越好，越得不到社会和政府部门的重视。记者了解到，有的地区只在省级层面保留了疾控中心，省级以下疾控中心被卫生监督所整合；有的地方将公共卫生应急机构挂靠在其他科室，工作人员多为兼职。

——职责不明确，权责不匹配。近年来，部分地区疾控中心职能定位开始模糊，传统的疾控中心五大卫生职能弱化，慢性病防治任务不断增加，已经逐渐代替传染病防治，成为主流业务。

综合来看，监督管理制度落后、人才队伍保障制度缺失等原因，导致基层包括公共卫生应急在内的多项工作被动、滞后。对此，专家建议：

一是加大对公共卫生、公共安全领域的重视力度。政府应提供足够的经费保障，保证五级疾控系统的独立性和完整性，提高基层公共卫生人员的待遇。同时，加强专家队伍建设，鼓励专家对公共卫生问题发声，提高公共卫生的公信力。

二是及时修订应急预案。《国家流感大流行应急预案》里相当部分的防控举措已明显滞后，亟需充实更新。新的预案对于如何维护各类公共管理与服务机构正常运行要作出妥当安排。尤其要鼓励防控一线灵活采用各种有效措施，不必苛求防控对策与特定响应等级完全对应。

三是完善应急领域法制建设，将公共安全纳入发展战略。2007年颁布施行的突发事件应对法是我国第一部应对各类突发事件的综合性法律，但缺乏执法主体，未明确主要负责部门，缺乏配套法规支持，应尽早启动突发事件应对法修订和配套法规建设工作。

应急管理体制建设应纳入国家经济社会总体发展战略规划，制定系统长远的应急管理体制建设规划，使应急管理体系适应经济社会快速发展的需要。

三、应急动员：

强化从平常状态迅即转入战时响应训练

突发公共安全事件，基层动员响应的程度决定了应对的力度。记者在调研中发现，基层的应急动员响应工作中，响应机制虚化弱化、协调配合不足、声势有余实效少等问题表现突出，难以遏阻公共安全风险。

平日里，基层的动员响应机制执行较少，干部群众多缺少居安思危意识、风险防控意识，相应的动员、模拟演练不足，导致关键时刻难以有效发挥作用。有的根本没有动员响应的相关制度，有的只是文件里有，连干部自己也说不清。

类似疫情防控、灾难应对、突发事件处置等问题，一旦动员响应，往往涉及多个部门的配合与协作，而基层“各吹各的号、各唱各的调”问题明显。以防疫工作为例，各个部门都提出自己的要求，最后都是汇集到基层来，不少要求、标准都不一致，给基层的执行带来困扰。

一些地方，在动员响应方面声势浩大，却停留在口号上，实际动员效果大打折扣。有的地方宣传“硬核”防控举措，实际上是简单粗暴的“一刀切”，在争取群众理解、配合方面精细化不足，让群众心生怨气。

危机动员响应的弊端背后，反映了地方危机管理能力欠缺。从平常状态迅速转为动员响应状态，应是地方政府和干部具备的现代治理素质，目前这方面的状况不容乐观。

基层平时就要抓牢思想意识层面，增强风险认识，尤其要强化群众自我防控意识。而基层一旦动员响应，就要抓严相关部门职责，压实防控责任，增强部门联动。压实防控责任，要按照“谁主管、谁负责”原则，编牢基层防控网。增强部门联动，要强化卫健、民政、组织、纪检、公安等横向部门联动机制，强化统筹安排、增强沟通协调、及时共享信息，真正形成响应合力。

四、技术支撑：

储备具体风险场景的专门技术解决方案

近年来，在公共安全问题突发处置过程中，大数据、云计算、机器人等新技术纷纷派上用场，受到广泛关注。不过，多位业内人士客观指出，新技术只是“小荷才露尖尖角”，在基层，人海战术仍是很多情况下唯一的选择。

技术应用“智慧量”还嫌不足。从最近一段时间各类公共安全风险的化解到此次疫情防控，大数据在某些方面成为扭转局面的利器。大数据技术并非仅仅是数据集成，而是由四部分构成的智慧化系统：信息统计，让人一目了然地了解风险的基本情况；异常检查，通过对一定时间段、一定区域的数据进行分析，及时发现异常情况；预测分析，根据已知的基本数据，预测情势未来可能发展；预见分析，对相关政策的后续影响进行评估。

目前大部分大数据技术应用，实际上只能做到基础性信息统计。记者走访了一家宣称可实现风险预警的大数据科技公司，却得知该公司没有稳定的自主数据来源，只能经由公开信息乃至网站随意抓取拼凑起数据。记者试着询问公司技术人员能否做到预测7至14天内的全国疫情发展程度，只得到一句答复“大概武汉比较严重”。

基层治理手段革新未与技术进步同频共振。记者发现，目前不少标榜“智慧治理”的社区，所谓智慧化手段只是把人工填报表改为了手机端填写或扫码录入。这种皮相的“智慧化”只是人海战术略微提效的版本。

智慧治理的关键，在于治理逻辑的智慧化升级。尤其面对公共安全危机这类极端复杂情况，更要在“一盘棋”的高度运用智慧化新技术优化应对思路，而非仅仅在“一着棋”的水平上提升具体网格的技术更新。

针对突发事件的不同场景，缺少专业化与兼容性兼备的技术储备。今年2月2日零点，南京审计大学正式上线了新冠肺炎疫情监控信息采集区块链系统，但系统上线的第一个早晨，就出现了短时崩溃。南京审计大学的尝试不该轻易否定，但其反映出的问题值得深思——如果对各类公共安全可能风险的具体场景早已准备好专门的技术解决方案，局面又会是怎样？

当前，从抢险救灾到物资调度，特种机器人开始一显身手。不过，目前特种机器人在各领域应用还处在“各自为政”的局面，标准不一、兼容性不够是一大问题，使这一新技术难以真正在未知领域的风险情境中发挥应有的作用。

公共安全突发事件虽然类别不一而足，但必须下好技术“先手棋”。针对专业化与兼容性兼备的技术需求，技术研发要有更高层次的整体思维，需要强化不同技术之间打破壁垒的融合创新。

五、物资保障：

静态储备与动态储备结合

公共安全事件突发，地方物资保障系统运转顺畅，就能把最急需的“弹药”送上火线。储备体制机制不健全、统筹调配能力不足、发放配送不精准等，是导致基层突遇公共安全事件物资保障频频告急的主要原因。

一方面是实物储备缺乏，另一方面是各地产能储备非常有限。此次疫情发生后，各地医疗防护物资告急，只能八仙过海，一些甚至与生产防护服、口罩毫无关系的企业仓促上马生产防护用品。相关部门的统筹调配能力不足，加剧了储备不足带来的负面影响。一些基层干部反映，本来用于应急的物资，却遭遇了“不急”的统筹调配：职能部门盲目等政府调度，下级干部坐等上级领导签字，火速筹集的物资想要进入目的地，却关卡重重……

统筹调配能力低下的主要原因是部门之间职能不清，难以有效协同。从宏观上来讲，应急机制里都写了物资保障的问题，但执行起来却障碍重重。酒精、口罩、防护服，这都是突发卫生事件的必需品，一出事却发现什么都组织不上来。就像盖房子，水泥、钢筋、砖瓦都有了，设计方案也有了，但一到谁来盖、怎么盖的节骨眼上，没辙了。

物资保障不畅，也与发放配送“最后一公里”的不精准有关。由于信息不对称、公开透明不够，一些地方应急物资闲置与紧缺并存，一些地方应急物资被随意分配。记者走访还发现，在一些地方，本应由发改或工信等部门统筹调配的用于一线医护防疫人员的防护用品，却被“各种关系”通过非正当渠道取走。

在物资储备上，应静态储备与动态储备结合，科学调整储备的品类、规模、结构，并根据物资的特点进行周转更新。在产能储备上，除了储能于相关生产企业外，对与应急物资有关联的生产企业也要加强规划引导，确保有需要时可随时转产。

另外，要充分利用社会物流体系参与物资调配，比如平时可加强大型生鲜连锁企业的引导，关键时刻利用它们迅速建立起灵活机动的生鲜配送机制服务群众。特别应重视建立应急物资供需发布平台，解决因为信息不对称造成的资源浪费，提高物资发放的透明度，防范权力寻租。

六、管制服务：

建立基层公共服务应急处突能力培训体系

公共安全事件突发后，需要公共服务系统“超负荷”运转、“超常规”支持，以保障人们在特殊时期的正常生活。此次在新冠肺炎疫情这样大范围的重大公共卫生事件突袭之下，基层公共服务资源配备不足、公共服务能力有限等问题突出。

基层公共服务的平时战时转换机制尚未建立，公共服务系统遭遇较大突发情况时，便手足无措。多数社区的服务系统缺少面对突发性公共安全事件的处置预案，临战指挥混乱，部分地方的公共服务系统“战时运转”能力堪忧。

应急体制下，很多事情容易流于粗糙，群众个性化需求如何在“战时”公共服务系统中得到精准回应，目前也是空白。培训少、专业知识欠缺，往往导致基层突遇异常情况时，服务不精准、不充分的毛病凸显。

基层公共服务系统遭遇突发事件时的种种尴尬，原因之一是多年来基层公共资源投入的相对不足。

基层干部建议逐步加大基层公共服务资源投入力度。通过加大转移支付力度，适当增加基层财政预算经费，保障基层公共服务设施项目资金和为民服务经费投入，建立基层公共服务应急处突专业能力培训体系，夯实基层公共服务基础。

盘活存量也是关键。如今，部分地方仍有不少公共服务资源处于沉睡、闲置状态。要进一步有效整合基层教育、医疗等现有资源，使其在关键时刻能发挥作用。

七、社会救援：

为社会组织介入提供法律保障和规范

当前在处置突发公共安全事件的过程中，政府及相关单位通常占据主导位置。这是我国社会治理中长期存在的惯性思维：涉及公共安全的事件理所应当由政府全盘处置。群众相信政府的执行力，这并无不妥。但从处置成效来看，政府几乎包揽突发事件所有阶段的全部工作，社会组织参与不足，整体上削弱了应对突发公共安全事件的成效。

在突发公共安全事件中，社会组织大多受命于各级政府的行政命令而非自发行动。政府部门与社会组织之间的协调、指挥机制不顺畅，导致协同水平不高。

另外，社会组织在面对突发事件时往往缺乏统一管理，各自为战。加之信息不对称、供需不匹配、活动不规范，社会组织在面对复杂场面时也无计可施。

社会组织参与公共安全事件制度保障仍不健全。我国目前关于社会救援力量参与救援的制度大多停留于宏观层面，原则性规定多，可操作性规定少，相应的工作制度也没有形成，社会力量参与救援往往缺乏正式的、制度化的渠道。

参与渠道少而不畅，也让社会组织未能在实战中进一步提升自身专业性。据不完全统计，我国有4000多家社会救援组织，只有不足800家具有专业水平。

当前，规范化建设是我国社会救援组织的短板，不少社会组织尚未发育成熟，缺乏明确的组织制度，内部组织机构松散，工作陷于停顿和半停顿状态，自我管理能力不足，以至于关键时刻无法发挥作用。

除了给社会力量提供更多参与机会外，更要想方设法让社会力量在参与中无后顾之忧，并提高自身的专业水平。应建立健全相应法律法规，明确社会救援力量的权利和义务，为社会组织介入提供法律上的保障和规范；积极拓宽社会组织的参与途径，通过购买服务、签订合作协议等方式，鼓励专业社会组织与政府有关部门展开专业化合作，制定标准、有效联动，以高效的指挥协调体制来调动资源，发挥社会专业力量的潜力。

八、信息引导：

充分重视掌握信息生态主动权

突发公共安全事件时，往往需要面对两种“情”况：一是“事情”，二是“舆情”。相比于应对事情本身，舆情的走向不确定性较大。在公共安全事件中，人们普遍缺失“信息安全感”，一旦应对不当，极易引发舆情方面的“次生灾害”。

突发公共安全事件的信息沟通中，地方主流媒体鼓舞士气的正能量传播功能十分重要。在正能量传播上，地方主流媒体仍然易犯刻板甚至冒进的毛病，不时陷入“低级红”“高级黑”。

这次疫情给突发事件中的信息引导提了个醒，要更加关注公众信息诉求，做到设身处地、实事求是。在突发公共安全事件中，讲事实比讲故事更重要，把事实讲透了讲准了，把措施讲到位了，公信力自然就上来了。只讲故事不讲事实，故事再精彩，也恐将适得其反。

无可否认，自媒体近年来在突发公共安全事件中扮演着越来越重要的角色。须警惕部分自媒体利用信息发布不透明，传播谣言、浑水摸鱼、乱中取利。这既有网络治理的原因，也有部分政府部门信息披露不及时、不彻底的原因。

要解决这一问题，须充分重视掌握信息生态主动权。除了进一步优化网络监管、净化网络空间，还需要加强地方舆情应对本领能力建设，特别是增强突发公共卫生事件的信息引导能力，敢于在新闻发布会、电视问政等场合经受锻炼和考验。

九、督查指导：

建设智慧政务督查效能管理平台

一些上级部门检查下级应对突发公共安全事件的手段还是平常盛行的各类督查检查，欠缺特殊性、专业性、针对性和有效性，不利于指导、帮助基层在应对重大危机时解决实际难题。抗疫期间一些地方的“抗疫大战”成了“迎检大战”。

首先，要在工作中检查，而非在检查中工作。面对重大突发公共安全事件时，上下应勠力同心，上级机关部门应把工作人员派到一线增援，主动了解工作中的困难和问题，而不仅是形式主义督导、走过场。

同时，各部门应建立信息沟通、行动协调机制，防止重复检查、多头督查。在疫情督查检查中，加强部门之间的联动，统筹协调利用各种资源，多开展“组团式”督查指导，为基层减负。

更须重视的是，亟待从“人海督查”转向“数字督查”。多运用在线调研、舆情监控等多样化的检查方式。如一些地方在探索建设智慧政务督查效能管理平台，让督查检查向数字化转型，对重点任务分解、进展过程、完成情况等全过程动态跟踪、实时督查、评估绩效、及时反馈。

十、评估推动：

从案例中凝练出应急岗位所必需的能力

作为突发公共安全事件处置的末端环节，定期进行科学全面的总结评估既是向社会公开回应公共关切的基础，也是实现未来应对机制、处置能力提升的第一环节。

除安全生产领域事故调查外，针对突发公共安全事件的总结评估报告，因存在科学性、系统性等缺陷，导致报告套路化、模板化普遍，无法起到应有的参考价值，难以推动相关政策落地。

如何让总结评估报告推动相关政策落地，成为能力提升的推动力？

一是从制度层面进行统筹规划，通过立法、行政命令等方式对一些环节进行刚性约束，优化完善总结评估体系建设。要改变单一部门评估模式，对系统性总结评估的科学性、规范性进行顶层设计，同时特定环节可考虑加入第三方评估维度。

二是创造“柔性”机会丰富评估内容。可以丰富评估形式和内容，例如利用干部培训等机会，创造自我剖析的机会，让有亲历经验的干部分享当时困难、挑战等，最终形成一些可供参考的案例，逐步凝练成为此类应急工作岗位所必需的能力要求。

三是充分借鉴国外优秀经验。例如多主体主导总结评估，形成多角度报告。

最后，除了做好最终调查结果的发布，也要做好过程管理，在突发事件发生时，每天都应对事件的走向、发展进行动态评估，减少群众恐慌，让政府决策更有依据。

应急管理是今年遴选考试的重要考点，公选王建议大家深入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提高应急管理能力的讲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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