秸秆焚烧绝非新话题。无论政府机构、专业人士，还是媒体、公众，对其危害性以及治理难度，都已有较为清晰的认知。近年来，“禁烧令”的执行与督查越发严格，农民私烧秸秆会被罚款甚至拘留。秋收时节，一些基层干部在田埂上安营扎寨，昼夜严防死守。另一方面，国家围绕税收、补贴、电价等陆续出台优惠措施，各级财政不断增加投入，大力推进秸秆综合利用。“堵”“疏”结合，为何依然难阻农民点一把火？

说到底，还是个“利”字。过去，作为重要燃料，农作物秸秆是舍不得扔的宝贝。如今，农村逐步“电气化”，秸秆失去用武之地，从资源变身“垃圾”。“付之一炬”，既省力也能提升土壤肥力，可谓最便捷、利益最大化的处理方式。

站在农民兄弟的角度，现实中的不少政策支持、优惠措施、先进技术，更多还只是“看上去很美”。在农村劳动力净流出、农村逐步空心化的当下，种地不易，净收益本身就不高，如果一亩地还得额外花费成本去履行环保责任，确乎难以接受。难怪，当有干部发出“为什么一亩补贴20元你还烧”的疑问时，农民的回答令人深思：“我再给你20元，你把秸秆给我运出去行吗？”

有研究表明，秸秆焚烧对雾霾的“贡献率”约4%，在特定时段，大规模集中焚烧秸秆是生成雾霾的重要因素。同在一片蓝天下，城市居民渴望清洁空气，因焚烧带来的环境污染亟待治理。但同时，农村群众也需要生存和发展，他们的利益也应得到重视。然而，目前处理秸秆的实际成本，很大一部分还是要由农民自己去承担。因此，破解秸秆禁烧难题，理应带入这样的城乡二元语境。

“凡益之道，与时偕行”。焚烧秸秆问题是在发展中出现的，解决它，也应将其置于农村现代化的宏阔视野中，需要保有过程意识，不能延用“城市思维”“工业思维”，否则便不公平。比方说，城市人丢垃圾只需要找到垃圾桶就可以，因为背后有着庞大而成熟的垃圾运输、分拣、处理系统在支撑。但当农村人处理秸秆时，类似的基本公共服务体系却存在短板。

从这个意义出发，治理焚烧秸秆是一项系统工程。“一禁了之”无法治本，必须正视利益差别。多从技术、补贴上做文章，有步骤地培育农民的现代意识，是不是比强制命令更有效？如果秸秆焚烧一时难以禁绝，结合天气情况有组织地分批焚烧，是不是可以暂时缓解雾霾之困？真正理解农民群众的现实困难和实际需求，有针对性地、一步一个脚印地加以解决，才是破解秸秆禁烧窘境的正确之道。

小小秸秆，映照着大问题。古人云，“利民之事，丝发必兴；厉民之事，毫末必去”。今天，随着社会利益主体日渐多元，有些做法，在“利民”与“厉民”之间，已经难言泾渭分明。正因此，一项公共政策的制定、实施，不论看起来多小，都是对治理智慧与能力的检验。

警示标语应释放善意

“谁烧一把火，谁进派出所”“冒烟必罚，点火必拘”“从严从重打击第一例纵火人”……据报道，为禁止焚烧秸秆，一些地方又打出了刺眼的标语，引起群众不适。

这些标语所警示的行为，要么污染环境，要么容易引发山火，的确应当禁止。明者见危于无形，智者见祸于未萌。预见到可能发生的危害，对群众提前予以警示和提醒，甚至将治理端口前移，出发点是好的。问题是，这样的标语，警示的语气太过激烈，简单化的对立思维，把群众假定为对手，而不是合作者，实际效果未必好。

拿农民焚烧秸秆来说，它并非简单的是非问题，而是社会生活迅速变化带来的新挑战。直接焚烧在过去不是大问题，现在则会引起系统性的环境危害，但这个责任不该由农民独自承担。一语禁之，却无相应的配套补偿，多少有些不近人情。非此即彼，单方面强调违法的后果，农民感受不到政策的善意，配合的积极性就不会太高，效果可想而知。

做群众工作的方法有千万条，但不管怎样，换位思考是最基本的要求。只有更多考虑群众的实际情况和切身利益，找准问题的症结，政府提出的口号、推出的措施，才能最大限度得到群众的积极配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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