党的十九大报告指出：推动形成全面开放新格局。开放带来进步，封闭必然落后。今年6月，习近平同志在山西考察工作时强调，党中央赋予山西建设国家资源型经济转型综合配套改革试验区的重大任务，山西要用好这一机遇，贯彻新发展理念，着力解决制约发展的结构性、体制性、素质性矛盾和问题，推动经济转型发展，真正走出一条产业优、质量高、效益好、可持续的发展新路。为贯彻落实好习近平同志的重要指示精神，山西省委提出打造内陆地区对外开放新高地的目标和举措。历史上，山西是“一带一路”大商圈的重要组成部分。晋商纵横欧亚九千里、称雄商界五百年，形成了开放诚信的晋商文化和晋商精神。挖掘晋商精神的现代价值，对于今天山西广大干部群众不断增强开放意识、提升开放素质和开放能力、在开放中更好推动经济转型发展具有重要意义。

晋商具有开放经营的历史渊源

晋商是指发端于明初、发达于清代的山西商人群体。至明末清初，集中在太谷、祁县、平遥一带的票号生意兴隆，是晋商最辉煌的时期。五百年的晋商辉煌，得益于其企业内部制度安排的开放性。引进人才、引进资金，使晋商获得源源不断的发展动力，是晋商开放经营的具体体现。

为引进人才实行“经理制”。晋商商号职员的设置历来“因事设人”，从不“因人设职”。在普通员工的选择上，秉持开放的人才选用机制和观念。因为晋商在各地广设分号，机构日趋庞大，所有权和经营权两权合一的经营模式难免出现管理效率低、内部运营成本高昂的弊病。晋商以开放的经营智慧，创新人事管理制度，采取所有权和经营权分离的“经理制”，突破了所有者自身能力的限制，建立起高效、有序的运营机制。在“经理制”下，财东不直接参与经营管理，而是授予掌柜资金运用权、职员调配权、业务经营权，委托掌柜具体管理。财东充分信任掌柜，令其放手经营。“经理制”打破了传统的以血缘关系为纽带的封闭经营管理模式。经理人的选择突破了家族、宗族、本村的固有限制，是晋商开放意识在企业管理上的具体体现。

为引进资金实行“股份制”。晋商的“股份制”萌芽于明代，大兴于清代。晋商早期实行的独资制、贷金制、朋合制和伙计制，远远不能满足大商业、大流通下的资金需求。晋商适时调整，不拘泥于本家、本族、本地拓展融资渠道，广纳闲资，形成“股份制”这一开放的资本组织形式。开放的股本结构，使晋商突破单纯依靠自身资本积累的局限，广泛吸纳社会闲散资金，充实资本，形成互利共赢、风险共担、休戚与共的接近现代股份制的商号。这在一定程度上打破了我国数千年“公财与私财不分”的商业习惯，财东对企业财产控制权与财东个人财产控制权有了一定程度的分离。财东将其个人私有财产作为股本投入商号、票号，与其他出资者的资本融合为一体成为企业资本时，便失去了这部分资金的自由支配处置权。作为一种融资和收益分配制度，晋商股份制已明显不同于独资、一般合伙等传统企业制度，而更多体现了现代企业精神，也体现出晋商开放的经营思路与高超的管理智慧。

晋商还开创了“人身顶股制”这一独具特色的人才激励机制。经理的身股和财东的银股一样具有分红权，内部员工也有一定的身股，并据创造价值的大小酌情增减。这种将员工利己性动机与商号经营效益紧密联系在一起的制度设计，蕴含着企业与员工利益共享的开放的大利益观。

晋商具有不断创新的组织形态

晋商不仅密切了发达商埠与偏远边疆的联系，还搭建起连通国内市场与国外市场的桥梁。晋商商号和票号的多元化经营和跨地区经营，催生出类似母子公司式的“联号经营”模式。据俄国人波兹德涅耶夫1893年的记载，归化城的大盛魁商号同蒙古地区的贸易额年约900万—1000万两白银，每年有1500峰骆驼往来于归化城和乌里雅苏台之间。倘若从寻找交易伙伴、价格谈判、合同订立、执行交易到后期监督等全部活动交由市场完成，商号将面临巨额的交易费用。通过“联号经营”的方式，将市场内部化，有利于应对市场不确定性带来的风险，降低交易费用。正是开放意识造就了晋商发展的“大格局观”，才使晋商能够突破区域限制，建立起“联号经营”的组织结构形态。尽管商号、票号在内化市场交易的同时也产生一些问题，但是“联号经营”不失为创新企业组织形态的一种有益探索。

晋商在激烈的竞争中逐渐认识到“无论旧识新知，莫不休戚与共，痛痒相关”，扩大商业经营离不开知识与信息的沟通交流，因此在全国广建会馆，“联乡情、笃乡谊”，聚会议事，沟通商业信息。伴随商品经济的发展，晋商会馆逐步打破狭隘的地域概念发展成为行会、公所，进而发展成为商会，成员间的关系由地缘关系逐渐转变成业缘关系，商业性增强。商会坚持“专以商务为问题”的宗旨，在协调成员商业行为、维护市场秩序方面发挥了巨大作用，为商业决策提供了大量信息，推动商人组织由自发性管理发展到自觉性管理。

综观晋商漫漫五百年商业之路，其成功离不开栉风沐雨、不畏艰险的创业精神，离不开诚信笃实、义孚天下的商业文化，更离不开变中求新、变中求进的经营智慧。无论“独资制—贷金制—朋合制—伙计制—股份制”的企业组织制度变迁，还是“当铺—钱庄—账局—银号—票号”的信用机构变迁，抑或“会馆—行会—公所—商会”的组织形态变迁，均是其经营管理制度不断创新的结果。晋商以其开放发展的商业意识，凭借敏锐的商业洞察力、巨大的商业魄力和开拓进取精神，不拘泥于原有制度体系的固定模式，在经营环境尚未发生重大变化前就以开放前瞻的眼光把握制度创新的有利时机，正是晋商历史上称雄商界的重要原因。

开放和诚信是晋商精神的核心

晋商是走天下的商人，其商业文化必然会吸纳融合所到之地的文化习俗、价值观念。因此，晋商精神的诞生地不只是山西本土，而是在晋商足迹所至的广袤土地上，在他们开拓出来的茶叶丝绸之路、粮米药材之路、皮毛骡马之路、食盐布帛百货之路上。晋商在黄河之畔的黄土高原上生长，但在长期经营探索中逐渐形成了鲜明强烈的开放发展意识、敏锐的商业洞察力、巨大的商业魄力和信守诚信精神。

在历史上，晋商的足迹不仅遍及全中国，而且广布欧亚大陆。比如，晋商在康熙年间就开始了对俄贸易活动；雍正五年（1727年）中俄《恰克图条约》签订，此后在恰克图建立了中俄贸易口岸市场。凭借多元性、开放性的文化特征，晋商从18世纪30年代至20世纪20年代在恰克图维持近200年的贸易垄断地位。因此，从一定意义上说，晋商精神是晋商走出表里山河、融汇多种文化元素而形成的。晋商精神虽然包括多种元素，但最核心的仍是开放和诚信。开放，是要在更大的空间配置资源，实现交易；诚信，是为了赢得信任，做强做大，基业长青。这样，就使晋商的诚信不局限于传统道德人格的自我完善，不只是传统仁义礼智信的“信”，而是信用的“信”，是契约精神，晋商的诚信因而成为蕴含现代价值的商业文明。

今天的山西肩负着建设国家资源型经济转型综合配套改革试验区的重大使命。推动转型发展，仅仅利用既有资源是不够的，那会使发展路径、发展空间都受到很大局限，而是需要引进新的发展元素，如新的技术、人才、理念、市场、资本等资源要素。对资源要素的每一种新的组合，都是一种新的发展路径选择，都是一种新的发展可能。所以，今天的山西推动转型发展、建设好国家资源型经济转型综合配套改革试验区，不能关着门进行，而需要弘扬开放和诚信精神，整体上转过身来，眼睛向外，登高望远，形成开放发展的大氛围大格局，打造内陆地区对外开放新高地。只有这样，才能顺利实现转型发展目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