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共产党问责条例》（以下简称《问责条例》）颁布实施一年多来，各地运用该条例严肃责任追究，查处并通报曝光了一大批问责典型问题，产生了强大的政治效应和社会效应。然而，在实践中，一些地方也还存在问责工作力度不一、问责对象和问责事项泛化等问题，需要引起各级问责主体重视并加以把握。

【问责需共同发力】

不少党组织和党员干部习惯性地认为，问责是纪委的事情。监督执纪问责，是纪委的主要职能，但问责并非是纪委所独有的事情。《问责条例》第八条明确规定，“问责决定应当由党中央或者有管理权限的党组织作出”，并进一步规定“其中对党的领导干部，纪委（纪检组）、党的工作部门有权采取通报、诫勉方式进行问责；提出组织调整或者组织处理的建议。”

由此可见，除了党委（党组）和纪委、纪检组有问责权限外，党的工作部门也有问责权限。问责工作，除了各级党委和纪委要扛起分内之责，党的工作部门也要肩负起问责工作重担。

问责工作，是一项需要共同发力的工作，它既是上下纵向的，也是左右横向的。党的办公厅（室）、组织、宣传、统战、政法以及机关工委等工作部门，必须同党委（党组）、纪委（纪检组）一道并肩作战，积极担负起问责工作主体责任，问责工作才能全面推开，全面落地。

【问责要问准“人”】

问责对象不同于党的纪律处分对象，并非针对全体党员，而是针对党的领导干部。

实践中，一些问责主体把问责对象扩大化，将不该采取问责方式的问责对象也纳入问责范围，导致问责工作在对象上出现泛化现象。

《问责条例》第四条明确规定，“问责对象是各级党委（党组）、党的工作部门及其领导成员，各级纪委（纪检组）及其领导成员，重点是主要负责人。”

开展问责工作，必须严格把握这一对象规定，如此才能彰显党的问责的特色。问责对象与问责权限主体呈上下对应关系，有权问责的主体同时也是被问责的对象，既针对各级党委、纪委和党的工作部门等党的组织这一集体，更是针对党的各级领导干部这一个体。该问集体之责，就要问集体的主体责任、监督责任；该问领导干部个体之责，就应问领导干部个体的领导责任，要突出强调领导者特别是主要领导者的责任。

实践中，需要区别把握的是，对于不属于这一规定范围内的党员干部，以及不属于这一规定范围的党的组织，如果要实施问责，应适用其他党内法规或行政问责规定，而不是一律套用《问责条例》。只有做到区别对待，区别适用，才能充分体现党的问责的精准性。

【问责要问准“事”】

问责工作，追究的是党组织和党的领导干部管党治党政治责任，是一项严肃的政治工作。问责，不局限于党建工作领域，它既着眼于党的建设，也着眼于党的事业。

《问责条例》第四条第一款明确规定，“追究在党的建设和党的事业中失职失责”，并在第六条列出党组织和党的领导干部违反党章和其他党内法规，不履行或不正确履行职责的六个方面情形，重点突出全面从严治党这一党的建设方面的情形，同时也涵盖经济建设等党的事业各方面的情形。如，《问责条例》第六条第（一）项规定，“在推进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社会建设、生态文明建设中，或者在处置本地区本部门本单位发生的重大问题中领导不力”，继而产生重大失误、严重损失、恶劣影响的，都在问责范围之列。

可见，问责不限于党的自身建设，也包含了党领导下的各项重大事业，这是党的执政属性所决定的。

实践中，一些问责主体出现认识和理解上的偏差，把问责事项扩大化，把工作中出现的种种问题都一股脑地用《问责条例》这个“筐”来装，导致问责事项也出现泛化现象。

《问责条例》是对“党的事业”的问责规定，强调的是工作上的“大事”，对于一般性工作问题的问责显然不适用《问责条例》，应适用其他党内法规或行政问责规定。对此，各级问责主体要正确认识，准确把握。只有既问准“人”，又问准“事”，才符合党的问责的定位，才能彰显党的问责的精准性，进而彰显党的问责的严肃性和权威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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