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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本表现:为“裙带腐败”“衙内腐败”画像
裙带腐败、衙内腐败是惩腐肃贪的千年难题。从字面看,裙带是女子束裙裳的一根带子,引申后特指因妻女姊妹关系而获取的官职。裙带官常被社会清流所蔑视,有的甚至说裙带有毒,因为有多少裙带关系就有多少腐败。和裙带一样广为人知的还有“衙内”,这是官僚子弟的另一种叫法。老话说,“打虎亲兄弟,上阵父子兵”,但衙内腐败表现为“老子为儿子撑腰,儿子为老子捞钱”,把权力变成牟取利益的工具。如果把官员腐败称为原发性腐败,那么裙带腐败、衙内腐败就是衍生性腐败或寄生性腐败。
历史上,不同朝代的裙带腐败、衙内腐败有不同表现。比如,西晋的门阀家族特权蔓延,裙带关系异常严重,裙带腐败主要表现为:公开卖官鬻爵,公开抢劫,垄断商业经营等;宋朝的恶衙内现象比较严重,元杂剧《陈州粜米》中北宋权豪刘衙内的形象为发国难财、搜刮百姓、白拿白要等;明朝严嵩的儿子严世蕃贪财好色,背地里搜刮的财富让严嵩目瞪口呆,而总督胡宗宪之子胡衙内则横行乡里、吊殴驿吏、砸坏驿馆等。
国际上,裙带腐败、衙内腐败也屡见不鲜。比如,美国参议院贵族世袭云集,有统计显示,参议员儿子成为参议员的概率,比普通人高8500倍;政治黑金蔓延,利益集团通过裙带提供巨额献金,政客当选后向利益集团倾斜政策、谋取私利。人民日报曾刊文提到,仅2014年美国中期选举的捐资,高科技公司2250万美元,证券业和投资业高达1.21亿美元。法国则主要表现为爵位买卖腐败、立法审批腐败等,2014年欧盟《反腐败报告》显示,69%的受访者认为裙带关系和腐败影响了商业竞争。研究表明,发展中国家的裙带腐败,普遍表现为以官员为中心结成利益共盟,进行权钱交易和利益输送。
从国内看,党的十九大以后,反腐败赢得压倒性胜利,全面从严治党取得重大成果。但也要看到,“衙内腐败”“裙带腐败”依然存在。比如,搞政治攀附,如安徽省原副省长陈树隆、证监会原副主席姚刚等人,主动搭天线、抱大腿、攀高枝,找政治靠山;搞利益输送,把关系网中的权力“变现”,一手“交钱”,一手“交货”,国家能源局原局长刘铁男通过儿子收受贿赂高达3400余万元;搞垄断性获利,一些掌握垄断资源的人,利用特殊资源经营权结交权贵,或从中渔利,如茅台集团袁仁国的妻子和儿女,通过违规经营茅台酒获利2.3亿余元。(中国社科院政治学所研究室主任 王炳权)
原因探究:利益固化、利益输送是主要原因
裙带的好处在于可攀可附,但一旦缠绕便难以脱身。就像华融公司赖小民经营的裙带关系,从管理层到食堂大厨,眼见他起高楼、宴宾客,眼见他楼塌了。可悲的是,裙带腐败、衙内腐败的利益共生链及其背后原因,恰恰是现代衙内、走太太路线之流认识不足之处。
妻子之所以坑夫,儿子之所以坑爹,家长之所以坑子,说到底还是领导干部管教不严、约束不够。历数近年来落马的干部,“全家腐”现象并非个案。在这些案件中,多数男性贪官的背后,总有一个或几个女人在推波助澜,要么“贪内助”,要么情人同谋。与此同时,衙内坑爹现象屡见不鲜,一些官员为此身败名裂。早前查处的郭伯雄、周本顺、刘志庚等人的共同之处,就在于都有一个衙内,都发生了衙内腐败。老子为官不正带坏了配偶子女,配偶子女不端最终把老子拉下水,家风之殇如此循环往复。
裙带分化阶层、固化利益,反映出政治资源对社会其他资源的巨大支配力。为了维护既有利益格局,腐败分子往往不惜异化权力,与某些利益集团达成默契、形成利益勾连,甘作代言人。同时,在拼爹模式与利益固化的作用下,衙内经济悄然滋生,权力家族化的特征更加明显。最终,基于“裙带关系”“衙内关系”形成的各种圈子,互相交换资源,互相安排子女工作,甚至搞“精英复制”“权力世袭”,逐渐演变成利益俱乐部,催生形形色色的裙带腐败、衙内腐败。
裙带是链条,也是输送带,一头连着权力,一头连着利益。这几年,无论是中央巡视还是地方巡视,在巡视反馈时,“裙带关系”“近亲繁殖”已不陌生,利益输送“暗道”丛生、“灰色权力+灰色暴利”也频频出现。从通报看,有的在经营销售等环节输送利益,有的向领导干部亲属输送利益,有的在领导子女留学或就业方面输送利益,等等。近年来发生的石油、金融等行业腐败案件,就是通过利益输送,开办“寄生公司”,获取稀缺优质资源, “靠山吃山”承接业务,出现一批裙带腐败、衙内腐败类型的案件。
也许,人们深恶痛绝裙带腐败、衙内腐败,但对裙带风、衙内风的认识不一定那么深,认为没那么大危害。值得警惕的是,在腐败亚文化的推波助澜下,裙带风、衙内风一旦成为社会主流,裙带腐败、衙内腐败也就难以避免。(湖北省纪委监委政策法规研究室主任 李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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