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改革开放以来，我国抓住国际产业转移的战略机遇，积极参与经济全球化，推动经济发展取得举世瞩目的成就。从1994年开始，我国扭转了货物贸易长期逆差的局面，进入货物贸易顺差阶段，至今已长达27年。自2010年以来，中国制造业增加值已连续11年位居世界第一。中国制造在满足国内需求的同时大量向世界出口，为世界经济长期稳定发展作出了巨大贡献，形成了强劲的国际竞争力。中国制造保持强劲国际竞争力的奥秘是什么？科学回答这一国际国内广泛关注的问题，要深入考察我们党领导人民推进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壮阔实践，从中揭示中国经济故事背后的制度创新、实践创造和理论逻辑。

一个又一个优势不断叠加累积的过程

中国制造特有的国际竞争力优势是一个又一个优势不断叠加累积的过程。按照实践逻辑和历史逻辑的顺序，其优势叠加过程是：要素禀赋优势、开放合作优势、基础设施和产业集聚优势、大规模市场优势、互联网技术创新优势的不断形成和累积。

劳动力要素禀赋优势。改革开放前，中国市场与国际市场基本是隔离的，贸易往来很少。这一时期，我国贸易体制的主要特征是计划管理和国家统一经营，对外贸易功能局限于互通有无、调剂余缺，各项产品进出口额都非常少。从结构上看，凭借低成本劳动力优势，中国出口产品主要是农产品和手工艺品等劳动密集型产品，初级产品出口占比超过50%。

要素禀赋、开放合作双重优势叠加。改革开放破除了计划经济体制的束缚，有效释放了要素流动与经济增长的活力，我国经济开始积极融入世界经济。在内资企业发展壮大的同时，外商投资企业也快速发展起来。通过“来料、来件、来样加工装配”和“进料加工”这两种贸易方式，利用我国低成本劳动力加工出成品销往国外市场，是我国产品打开国际市场的“先手棋”。这种“两头在外”的加工贸易占进出口总值的比重由改革开放初期的6%快速上升到1993年的41.2%。

要素禀赋、开放合作、基础设施和产业集聚三重优势叠加。2001年加入世界贸易组织后，我国开始全面融入全球价值链，在全球价值链中的地位不断攀升，一个重要指标就是中间品的出口大量增加，同时中间品的进口并未减速，“大进大出”是这一阶段的典型特点。对于这一时期，我们可以观察到两个典型事实：一是我国工业化水平迅速提升，特别是乡镇工业发展迅猛，一些乡镇工业企业成为进出口贸易的重要微观主体；二是我国基础设施建设在此前不断加强的基础上快速推进，产业集聚效应开始显现，作为产业集聚重要载体的产业园区“井喷式”增长，其独有的配套优势、规模经济和营商环境促进了中国制造国际竞争力优势的积累和综合。随着资本技术密集生产部门的竞争力优势不断累积，我国机械和设备制造产品出口大幅增加，并在2021年成为世界第一。

要素禀赋、开放合作、基础设施和产业集聚、大规模市场四重优势叠加。我国基础设施存量迅猛增加。2001—2008年我国基础设施资本存量年均增长率高达17%，2010年跃升为世界第三位，仅次于美国和日本。我国基础设施的超常规发展，也是成就我国经济增长和贸易增长奇迹的重要因素。这一时期，我国国内大市场也开始形成。党的十八大之后，随着扩大内需、推进新型城镇化等政策的实施和居民收入水平不断提高，我国国内大市场加速形成，消费市场规模快速增长，有力支撑了我国制造企业开拓国内外市场。我国对外贸易“两头在外”的发展模式已逐步转变为“内外并重”。

要素禀赋、开放合作、基础设施和产业集聚、大规模市场、互联网技术创新五重优势叠加。随着创新驱动发展战略的深入推进和企业自主创新能力提升，我国国际贸易新动能加速形成，突出特点是互联网技术的发展和广泛应用引致贸易模式创新，跨境电商成为我国对外贸易的新业态。2019年，我国跨境电商市场规模超过10万亿元，占当年进出口总值的33.29%；通过海关跨境电商管理平台实现的进出口贸易额达到1862.1亿元，同比增长38.3%。互联网技术的运用改变了外贸企业的微观组织结构，许多外贸综合服务型企业通过互联网技术带动更多中小型生产企业组成新的分工结构，形成了组织性更强、专业分工更精细的竞争能力。这些实践经验，是难以在西方国际贸易理论中找到的。

由此可见，中国制造国际竞争力优势的形成是一种具有中国特色的“滚雪球”、螺旋式上升过程。劳动力要素禀赋、开放合作、基础设施和产业集聚、大规模市场、互联网技术创新五种优势在改革开放历史演进中梯度递进、逐级叠加、螺旋上升，在前期优势形成过程中，下一期的优势也在不断孕育，各种优势逐级叠加，最终多种优势集聚后形成巨大乘数效应。这就是形成中国制造国际竞争力优势的成功实践和伟大创造。

不断深化改革、扩大开放的过程

中国制造国际竞争力优势的形成是与我国改革开放进程相伴随的。正是不断深化改革、扩大开放，推动形成了中国制造国际竞争力优势的内在动力和体制保障。

外贸体制和外商投资管理体制改革。改革开放以来，我国不断深化外贸体制改革，并于2001年12月加入世界贸易组织。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进一步深化外贸体制改革，加快实施自由贸易区战略，出台自由贸易试验区跨境服务贸易负面清单等重要举措，有力推动了我国外贸和制造业发展。我国外商投资管理体制改革主要沿着政策制定和法律制定两条主线推进。在政策制定上，从设立经济特区实施优惠政策，发展到建立自由贸易试验区实行“外商投资准入特别管理措施（负面清单）”。在法律制定上，从改革开放之初出台中外合资经营企业法、中外合作经营企业法、外资企业法，到2020年1月1日起施行外商投资法，成为新时代我国利用外资的基础性法律，明确对外商投资实行准入前国民待遇加负面清单的管理制度。外商投资管理体制改革为我国有效吸引外资、利用外资提供了有力制度保障，对于弥补我国经济和外贸发展在不同时期出现的资金、技术缺口发挥了巨大作用，同时也有力促进了我国融入、利用国际经贸规则，为提升中国制造国际竞争力奠定了基础。

人民币汇率制度改革。新中国成立以来，人民币汇率制度经历了多次重要调整。上世纪90年代，我国开始实行以市场供求为基础、单一的、有管理的浮动汇率制，并取消企业外汇留成制度，改行结售汇制度，实现了经常项目下人民币可兑换。这些重要举措，既有效解决了此前存在的汇率高估问题，为企业带来更大成本优势，促进了出口快速发展和有效利用外资，又有利于稳定人民币汇率预期，对我国外贸发展起到了巨大推动作用。进入新世纪，随着我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和快速融入世界分工体系，我们进一步深化了人民币汇率制度改革，通过统筹推进金融业开放、人民币汇率形成机制改革和人民币国际化，增强人民币汇率弹性，保持人民币汇率在合理均衡水平上的基本稳定。人民币汇率制度改革为我国对外贸易发展营造了良好的金融环境，对于提升中国制造国际竞争力发挥了重要作用。

形成完善的出口退税、出口信用保险制度。出口退税和出口信用保险是国际贸易中很重要且常用的两个政策工具。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出口退税、出口信用保险制度规则和政策适用范围不断调整完善，不仅有效促进了对外贸易的发展壮大，而且在引导我国产业转型升级方面也发挥了积极作用。实践证明，出口退税政策有力促进了我国出口贸易方式的转变，支撑了我国出口贸易的高速增长；出口信用保险政策为我国对外贸易增长提供了完善的信用保障。

推动共建“一带一路”。共建“一带一路”，是我国积极推进对外开放、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重大举措。推进对外投资和基础设施互联互通，有利于用好国内国际两个市场、两种资源，促进经济要素有序自由流动，增进贸易伙伴福祉，实现互利共赢。据世界银行研究报告，共建“一带一路”倡议将使相关国家760万人摆脱极端贫困、3200万人摆脱中度贫困，将使参与国贸易增长2.8%至9.7%、全球贸易增长1.7%至6.2%、全球收入增加0.7%至2.9%。经过不懈努力，共建“一带一路”已经从理念转化为行动、从愿景转化为现实、从倡议转化为全球广受欢迎的公共产品，促进了产业链供应链畅通衔接，为我国和参与国家制造业国际竞争力提升创造了良好环境和更大空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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