问：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提出，推动高质量发展是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确定发展思路、制定经济政策、实施宏观调控的根本要求。怎么看2018年的高质量发展？

　　刘尚希：高质量发展涉及三个方面：物的质量——商品服务等供给的高质量；人的高质量——人口、劳动力素质，劳动者技能的提升；环境的高质量——生产生活所处环境的改善。高质量发展阶段的内涵是结构升级，是结构的高阶化。这个结构，不仅是经济结构，还包括区域、分配等发展结构的优化升级。迈向高质量发展，表明我们的发展到了新的历史阶段。追求高质量发展与适应引领经济新常态一脉相承。

　　问：2017年，固定资产投资增速一直下滑，特别是民间投资积极性仍不够高。2018年，如何激发民间投资以及各类市场主体活力？

　　潘建成：2017年投资增速回落是正常的，这一定程度上正是结构调整取得成效的体现，其中1—11月民间投资增速为5.7%，一年中虽增速有所回落，但仍比2016年同期加快2.6个百分点。采矿业民间投资大幅下降近20个百分点，钢铁、有色金属等资源密集型产业也出现明显下降，但IT设备投资增速高达27.5%，卫生和社会工作投资增速高达24.8%，文化、体育、娱乐业投资增速也达到14.8%，表明消费结构升级和产业结构升级对民间投资的积极影响。

　　激发民营企业活力，重在进一步落实产权保护政策，完善企业经营环境，弘扬企业家精神。从根本上说，这是主动夯实提高经济发展质量的微观基础，而不是被动应对数量上表现出的投资增速回落。

　　刘尚希：固定资产投资增速下滑，主要是民间投资积极性不高，反映了市场主体活力不足。国企改革取得更多突破，能为民间投资提供更大市场空间。今年工作重点首先要以产权为基础、以资本为纽带，抓国资、国企改革，大力推动混合所有制经济发展。

　　发展国有经济，重点要放在做强做优做大国有资本上。从国有企业转到国有资本，是国有经济微观基础的重大变化，分清产权和所有权，为国有资本更灵活地配置创造条件，为国企改革创造条件，增强了国有经济的包容性、开放性，国有资本和民营资本可以相互融合，民间投资有更大天地，也使大量国有资本存量资产得以盘活。

　　问：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把防控金融风险作为防范化解重大风险的重点，这是否意味着金融形势趋于严峻？防风险该抓哪些“牛鼻子”？

　　高培勇：从国内看，当前金融风险与财政领域的风险交织。财政领域需要引起高度重视的就在地方政府债务风险。近些年，在拉动GDP和“出政绩”等多重因素作用下，不少地方长期积累形成了庞大的地方政府“隐性”债务。一些地方违法违规举债、违规担保屡禁不止，这些违法违规债务，很多是向银行举借的。一旦处置稍有不慎，可能引发连锁反应。

　　因此，防范金融风险，必须要防范化解地方政府债务风险。通过供给侧改革，控制财政风险的源头，疏解和释放风险压力。在有效规范地方政府债务的同时，还要全面理顺中央和地方财政关系，打好防范化解财政风险的基础。

　　赵昌文：把防控金融风险作为防范化解重大风险的重点，首先是因为近年来实体经济与金融、房地产之间的发展严重失衡。金融业净利润远高于制造业，导致创新要素“脱实向虚”，互联网金融热、资本运作热、就业金融热较明显，不利于创新驱动实体经济转型升级。

　　其次，宏观杠杆率快速上升。金融创新泛滥，过度金融化、资金空转现象较突出，金融风险日渐积聚，实体经济发展的金融安全基础受到一定威胁。

　　金融是实体经济的镜像反映，无论是金融与实体经济报酬结构严重失衡，还是宏观杠杆率快速上升以及金融服务实体经济能力不强，都充分说明金融业强劲的虹吸效应会大大削弱实体经济发展根基，必须加以高度重视。

　　要着力解决“脱实向虚”问题，推动金融与实体经济、房地产与实体经济再平衡。除了促进房地产市场平稳健康发展，还要积极推动金融业薪酬激励机制改革。

　　刘尚希：越是高质量的发展，越要防范重大风险，保持稳中求进。社会分工越发达，彼此依赖性越强，“风险网”上任何一个点发生风险，会传导、引致更多风险。目前，很多创新是颠覆性的，又有“无界”的特征。防范和化解金融风险，特别要防范化解“对风险管控不当”引发的新风险。为此，政府首先要做好“风险分层”，并明确自身的定位。现在，解决一些宏观审慎监管难以落地的问题，需要监管机构对“风险”进行科学分层，公共风险由政府管控，而个体风险需要由市场自己消化。未来，监管部门应重在监测，谨慎出手，多用市场手段实现优胜劣汰。这要求相关部门切实提升监管能力和水平，同时加快建立与新的风险形势相适应的金融监管体制。

　　问：2018年，在基础性关键领域有哪些改革值得期待？

　　刘尚希：产权制度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基石，保护产权是坚持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的必然要求。我们必须完善相关法律制度，增强市场产权交易的可预期性。

　　潘建成：特别值得关注的是地方党政领导政绩考核制度的改革。这是牵一发而动全身的大动作。过去多年经济呈现的快速增长，与地方政府之间的竞争关联密切，而粗放模式带来的弊端，也与对地方党政领导政绩考核中偏重GDP等数量指标、忽视发展效率和资源环境保护等质量指标有关。考核从数量转向质量，指挥棒的方向发生大变化，指向了更高质量、更有效率、更加公平、更可持续的发展。

　　问：这两年，防污治污与企业运行特别是中小企业发展之间，出现了不小的冲突。如何在高质量发展这条道路上把握好二者的平衡点？

　　赵昌文：首先要明确，绿色发展是高质量发展的重要组成。一段时间以来出现的问题要从两方面看：一方面，新时代、新阶段，企业面对的环保要求比过去提高了，不能延续老观念、按照旧标准做事，地方政府也不能继续以速度与规模至上，搞差异化监管甚至出现监管套利的情况。另一方面，环保标准不能超越发展阶段，一定要在提高标准、提升技改水平、加强管理的过程中，平衡好各方面关系，不能操之过急，注意循序渐进，比如明显落后的地条钢企业一定要淘汰，但有些企业按照过去的标准是合格的，要给这些企业一定的时间，限期改造达标。

　　潘建成：有些地区部分产业受到较大影响，尤其是一些环保压力较大的中小企业困难加剧，是绿色发展中的阵痛。好比吃药会有副作用，但不能有副作用就不吃药，那样就没办法根治主要的疾病。绿色发展必须要坚持，但在污染治理中，要注意使用法治手段和市场手段，尽可能减少行政手段，避免因治理方式过于简单甚至粗暴导致出现一些民生问题。

　　刘尚希：科学的推进方法很关键。有关部门既要及时、定期发布环保要求，明确各项指标，引导预期，也要给企业留出消化环保成本的时间，不能搞运动式、人为造成经济波动。一开始就要做好顶层设计、科学论证。

问：2018年，经济发展的不确定性有哪些？面对那些“黑天鹅”与“灰犀牛”，如何实现稳中有进？

　　潘建成：我认为，主要不确定性有四方面：

　　一是我国经济发展的国际环境存在不确定因素，全球贸易保护主义趋势有可能抬头。

　　二是风险防控尤其是金融风险防控，可能一定程度上造成流动性的变化。

　　三是PPI（工业生产者出厂价格指数）持续较大幅度上升对2017年的经济增长产生了重要影响，包括推动利润快速增长，促进企业库存的正向调整，降低了企业杠杆率，增强了企业信心等。2018年PPI上升动力趋于减弱，而上游价格上涨对下游的压力趋于上升。

　　四是污染防治持续加码，可能对相关产业和部分过于依赖资源密集型产业的地区进一步产生压力。

　　面对这些不确定性和挑战，首先要看到，推动高质量发展是保持经济持续健康发展的必然要求，是适应我国社会主要矛盾变化和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必然要求，是遵循经济规律发展的必然要求，没有其他任何选择。同时要看到，当前经济运行的基本态势是正常、健康的，是符合预期的，在合理范围之内；随着人口结构变化、人均收入水平提高以及高质量生产生活方式理念逐渐形成，我们承受经济下行的容忍度在提升。

　　要坚持久久为功的长跑思维，改变对经济增速变化过度敏感的习惯，认识到今天就业“稳”的基础比过去更牢固，质量“进”的要求比过去更明确，将目光真正从数量、速度转向质量、效益，坚定不移地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积极推动现代化经济体系建设，在十九大之后的开局之年为高质量发展打下坚实基础。

　　刘尚希：一些改革政策没有真正落地生根，有可能成为新的不确定性风险来源。因此，加快政府自身改革是防范“黑天鹅”的最有效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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