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宋时,大文豪欧阳修看了晚辈苏轼的一篇文章后,推崇备至,在《与梅圣俞书》中写道:“老夫当避路,放他出一头地也。”可以说,苏轼的名满天下,离不开欧阳修的识才爱才荐才。
观诸历史,但凡繁荣开明的时期,往往特别重视识别和拔擢青年才俊。唐朝时,有个叫马周的人,寄住在中郎将常何家中。朝廷下诏要百官上书谈论朝政得失,马周替常何写了奏折,唐太宗看后认为很好,又怀疑常何写不出这样的文字,一问才知是马周所写。于是唐太宗立即召见马周,与他谈得很投机,不久即委以重任,后来还说:“我于马周,暂时不见,则便思之。”唐太宗不断提拔马周,而马周也为贞观年间的政治改良乃至“贞观之治”的形成和延续发挥了积极作用。
长江后浪推前浪。对于一个国家、一个民族而言,善于发现后起之秀、培养青年才俊,让他们“出一头地”,才能推动各项事业薪尽火传、蒸蒸日上。习近平总书记曾强调,放手让青年在重要领域和重要岗位上攻坚克难、施展才华,积极为青年创造人人努力成才、人人皆可成才、人人尽展其才的发展条件。
我们党历来注重选用优秀年轻干部。毛泽东同志曾以东吴重用年轻的周瑜为例,说明用好年轻干部的重要性。土地革命时期,红军军一级将领平均年龄不到30岁,师团职干部平均年龄为25岁;抗战时期,军职干部平均年龄约为34岁,最年轻的不到30岁。这些年轻的革命者,不负众望、敢打敢拼,为新民主主义革命事业建立了不朽功勋。
但现实中,也有不少人是不肯放别人“出一头地”的。有的是囿于常规;有的是苛求小节;更有甚者,是嫉贤妒能。有些人觉得,如果自己提携的后辈“高出自己一头”,会造成“教会徒弟饿死师傅”的局面。于是,就有了“大树下面不长草”等现象。但实际上,一名领导者如果不选“我不如”的、只选“不如我”的,就如同武大郎开店挑矮个、“白衣秀士”入伙选庸才,是必然成不了气候的。
也正因此,敢于放人才“出一头地”,甘愿托举“后来者”踩着自己的肩膀攀登新高峰,彰显的是个人胸襟与智慧。牛顿的导师巴罗教授发现牛顿的非凡智慧和才华以后,主动将卢卡斯数学教授的席位让给了牛顿。于是,26岁的牛顿成为剑桥大学有史以来最年轻的教授之一。这使得牛顿的才华得以充分发挥,为科学事业发展作出了巨大贡献。一盏灯点燃一盏更亮的灯,世界因此而更加光明,这正是放青年才俊“出一头地”的美妙之处。在任何一项伟大的事业中,只有人人甘当“铺路石”、不做“绊脚石”,才能形成“江河滔滔后浪接前浪,青山巍巍一峰高一峰”之势,把事业推向前进。
用欣赏和赞许的眼光看待青年的创新创造,积极支持他们在人生中出彩,为青年取得的成就和成绩点赞、喝彩。如此,风华正茂就会成为中华民族生机勃发、高歌猛进的持久风景,青年才俊就会成为推动中华民族加速迈向伟大复兴的蓬勃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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