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全国生态环境保护大会上，习近平总书记指出，生态文明建设正处于压力叠加、负重前行的关键期，已进入提供更多优质生态产品以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优美生态环境需要的攻坚期，也到了有条件有能力解决生态环境突出问题的窗口期。

“三期叠加”意味着生态文明建设的紧迫性不断加强，推动难度日益提升，落实机制与路径进一步丰富与完善。如果我们不把握机会，采取一系列政策措施以解决突出的生态环境问题，将会在日后付出更沉重的代价。因此，建立健全环境治理体系迫在眉睫。

党的十八大以来，随着生态文明制度体系加快形成，我国环境治理力度显著增强，环保治污工作取得突出成效，重大生态保护和修复工程逐步落实，环境治理和生态保护市场体系加快构建，我国的环境状况得到极大改善。但是，传统发展模式下积累的环境污染问题仍为突出：环境治理组织结构有待优化，主体责任尚未压实，环境治理制度稍有欠缺，环境治理体系不够完善。因此，构建政府为主导、企业为主体、社会组织和公众共同参与的环境治理体系，必须要做好如下三方面工作。

创新环境治理组织结构。环境治理的动态性、长期性和系统性决定需要完善纵向权责体系，根据环境因子的外部性程度划分上下级环境管理权限和职责；完善横向协调机制，按照“责任共担、信息共享、协商统筹、联防联控”的工作原则，合理解决区域环境问题，逐步建立长效合作机制；形成多中心治理模式，建立“环境监测、污染控制、行政处罚”为一体的环境监管机制，充分发挥市场作用，推进第三方治理；建立横纵结合的环境治理网状结构，形成多种资源共享、彼此互惠合作的机制，各组成部分按系统的结构方式相互作用、相互制约、相互补充，力求达到整体效果最优化。

落实环境治理主体责任。环境问题的“公共性”及“外部性”决定了单一的力量是无法取得环保攻坚战的胜利，要汇聚各种力量，形成最大合力。

处于核心地位的政府，应充当社会利益博弈的“平衡器”，综合运用各种政策手段推动环境治理，整合相关环境治理职能部门，形成职能配置科学、组织机构合理、运行高效顺畅的生态环境治理体制，避免社会各阶层因利益冲突而损害环境治理协作。同时，也要尊重和保障公众环境的知情权、参与权、表达权和监督权。

企业作为特殊治理主体，需要严格依据各项法律政策和社会准则规范生产经营过程，坚持经济利润、社会责任和环境保护的统一，自觉减少环境污染、破坏和违法行为；还应实现环境信息的“透明化”，主动接受政府、社会和民众的批评与监督，进一步完善企业内部的环境治理。

社会组织作为政府、企业、公众之间的“粘合剂”，应充分发挥其社会组织的专业性，弥补公众参与专业性不足的弊端，搭建良好的信息沟通平台，调节不同主体的利益关系，缓解冲突和解决矛盾。

公众作为参与环境治理的中坚力量，一方面应努力提高自身环保意识，积极向绿色低碳、文明健康的生活方式转变，另一方面，应充分发挥自身对政府和企业环境治理的监督作用，积极参与环境治理。

完善环境治理制度体系。环境治理作为环境治理体系建设的基本要素之一，其制度、机制的建设与完善，可以为建立健全环境治理体系保驾护航。

要完善污染物排放许可制。在全国范围内建立统一公平、覆盖所有固定污染源的企业排放许可制，合理配置企业治理污染的责任，将企业治污从被动转变为主动，责任从部分转变为全面，污染源从重点转向全部，促进企业持续健康发展。

要建立污染防治区域联动机制。区域污染防治工作的开展要多策并举，多地联动，全社会共同行动，打破传统各自为政的属地化、条块化管理体制，改变传统的属地治理模式，解决污染防治工作上政出多门、多头治污、九龙治水的现象，提高环境治理的有效性与整体性。

要建立农村环境治理体制机制。建立以绿色生态为导向的农业补贴制度，加快制定和完善相关技术标准和规范，加强农村环保设施建设，加大扶持力度，培育治污主体等。

要健全环境信息公开制度。提高环保信息公开化水平，减少由于信息不对称引发的无效监管，调动公众参与环境保护的积极性，让每个人都成为保护环境的参与者、建设者和监督者。

要严格实行生态环境损害赔偿制度。明确生态环境的重要地位，强化生产者保护环境的法律责任，大幅提高违法成本，通过法律的完善和执行，让环境违法行为受到应有的处罚。

要完善环境保护管理制度。整合各方监管力量，建立权威统一的环境执法体制，完善行政执法和环境司法的衔接机制，提高环境保护法律制度的有效性，构建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和现代政府治理相适应的环境保护新体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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