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字实录

郭卫民:

女士们、先生们：

上午好。欢迎大家出席国务院新闻办新闻发布会。今天上午，中国国务院新闻办公室发表关于《抗击新冠肺炎疫情的中国行动》白皮书，我们同时举行新闻发布会，请相关部门的领导向大家介绍和解读白皮书的有关内容。

出席今天发布会的有：中央宣传部副部长、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主任徐麟先生，科技部部长王志刚先生，国家卫生健康委主任马晓伟先生，外交部副部长马朝旭先生，中国工程院院士、中国工程院副院长、中国医学科学院院长王辰先生。我是国新办副主任郭卫民，今天的发布会由我主持。

下面先请徐麟先生作介绍。

徐麟:

女士们，先生们，

记者朋友们：

新冠肺炎疫情是近百年来人类遭遇的影响范围最广的全球性大流行病，对全世界是一次严重危机和严峻考验。当前，疫情仍在全球传播蔓延，每天都有许多鲜活的生命逝去。我们为被病毒夺去生命和在抗击疫情中牺牲的人们表示痛惜，向争分夺秒抢救生命、遏制疫情的人们表示敬意，向不幸感染病毒、正在进行治疗的人们表达祝愿。

这是一场人类与病毒的战争。面对前所未知、突如其来、来势汹汹的疫情天灾，中国共产党和中国政府把人民生命安全和身体健康放在第一位，果断采取最全面、最严格、最彻底的防控措施，全国人民同舟共济、共克时艰，疫情防控阻击战取得了重大战略成果。今天，中国国务院新闻办公室发布《抗击新冠肺炎疫情的中国行动》白皮书，就是为了记录中国抗击疫情的艰辛历程，分享中国疫情防控和医疗救治的有效做法，介绍中国人民历经疫情磨难的感受和体会，传递团结合作、战胜疫情的信心和力量。

中国抗疫斗争艰苦卓绝，值得永远铭记。白皮书指出，这次疫情是新中国成立以来发生的传播速度最快、感染范围最广、防控难度最大的一次重大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对中国是一次危机，也是一次大考。这次疫情暴发正值新春前后，人员流动大，防控形势异常严峻复杂；未知病毒突袭导致湖北省和武汉市医疗资源挤兑，湖北省、武汉市关闭离汉离鄂通道，6000万民众身心面临巨大压力，疫情防控、医疗救治和生活保障物资需求巨大；在全国采取前所未有的大规模隔离措施，经济面临下滑甚至短期“停摆”。面对复杂形势和严峻挑战，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中国人民奋勇抗疫，付出巨大代价和牺牲，取得武汉保卫战、湖北保卫战的决定性成果，取得疫情防控阻击战重大战略成果。中国抗疫的艰辛历程，是14亿中国人民刻骨铭心的共同记忆，中国人民将永远铭记这段历史。

中国抗疫斗争充分展现了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英明领导、科学决策。白皮书指出，疫情发生后，中国共产党和中国政府高度重视、迅速应对。习近平总书记心系人民、统揽全局，在重大关头作出重大决策，领导中国人民开展疫情防控的人民战争、总体战、阻击战。面对湖北省和武汉市疫情快速传播蔓延的严重威胁，习近平总书记审时度势，果断作出对湖北省和武汉市实行封闭管控的重大决断，以非常之举应对非常之事。习近平总书记全面加强对抗疫工作的集中统一领导，多次主持召开中央政治局常委会会议、中央政治局会议等重要会议，赴北京、武汉等地考察调研，提出抗击疫情的重大方针、总体要求和防控救治的重大原则，因时因势作出统筹疫情防控和经济社会发展、抓紧抓实抓细常态化疫情防控等重大决策。习近平总书记亲自指挥、亲自部署，为中国人民抗击疫情坚定了信心、凝聚了力量、指明了方向。

中国抗疫斗争充分体现了人民至上、生命至上。白皮书指出，中国采取一切措施，不计一切代价，全力救治患者、拯救生命。建立统一高效的指挥体系，防控和救治两个战场协同作战，不遗漏一个感染者，不放弃每一位患者，实现“应收尽收、应治尽治、应检尽检、应隔尽隔”。对重症患者，调集最优秀的医生、最先进的设备、最急需的资源进行救治，最大限度提高收治率、治愈率。截至2020年5月31日，中国境内新冠肺炎确诊病例累计治愈率94.3%。

中国抗疫斗争充分彰显了中国治理能力和综合国力。白皮书指出，疫情发生后，全国上下紧急行动，全力支援湖北省和武汉市抗击疫情。军地共调集346支国家医疗队、4.26万名医务人员和960多名公共卫生人员驰援湖北。为加强医疗物资生产供应，医疗企业开足马力、扩大产能，其他行业企业迅速转产。全力加强湖北省、武汉市物资供应和保障，从关闭离汉离鄂通道到解除管控措施，全国向湖北地区运送防疫物资、生产物资、生活物资数百万吨。

人民是中国抗疫斗争的最大底气和力量源泉。白皮书指出，14亿中国人民都是抗击疫情的伟大战士。疫情发生以来，中国人民不分男女老幼，不论岗位分工，都自觉投入到抗击疫情的人民战争，坚韧团结、和衷共济。医务工作者白衣执甲、逆行出征，武汉人民、湖北人民顾全大局、顽强不屈，社区工作者、公安民警、海关关员、基层干部、下沉干部不辞辛劳、日夜值守，快递小哥、环卫工人、道路运输从业人员、企业员工、新闻工作者、志愿者等各行各业工作者敬业奉献、任劳任怨，广大民众扛起责任、众志成城，体现了中华民族同舟共济、守望相助的文化底色，体现了中国人民深厚的家国情怀、天下情怀。

中国政府始终坚持依法、及时、公开、准确发布疫情信息。白皮书指出，中国在全力做好疫情防控的同时，以对生命负责、对人民负责、对历史负责、对国际社会负责的态度，完善疫情信息发布机制，有效回应了公众关切。中国第一时间向世界卫生组织、有关国家和地区组织主动通报疫情信息，分享新冠病毒全基因组序列信息和新冠病毒核酸检测引物探针序列信息，为全球抗疫提供了基础性支持。

中国感谢国际社会对中国抗疫给予的宝贵支持，并积极回馈国际社会。白皮书指出，中华民族是懂得感恩的民族，在中国疫情防控形势最严峻的时候，国际社会给予了中国人民宝贵支持和援助，中国对此深表感谢。面对疫情在全球持续蔓延，中国积极同国际社会开展合作交流，分享疫情信息和抗疫经验，力所能及提供人道主义援助，为全球抗疫贡献中国方案、中国力量。

团结合作是国际社会战胜疫情最有力武器。白皮书指出，当前，新冠病毒仍在全球肆虐，形势令人担忧。各国应为人类发展计、为子孙后代谋，秉持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齐心协力，守望相助，共同构建人类卫生健康共同体。国际社会坚定信心、团结合作，就一定能够战胜病毒，走出人类历史上这段艰难时刻，迎来人类发展更加美好的明天。

郭卫民:

谢谢。现在我们开始提问，提问的时候请报一下所在的新闻机构，现在开始。

路透社:

中国科学家正在加紧研制新冠病毒疫苗，中国研究人员已在进行5项独立的人体临床试验，占全球此类试验的半数，请问中国计划在海外包括“一带一路”国家开展临床试验吗？当中国最终研制出疫苗，将优先为谁接种？先是中国大陆，然后是大陆以外吗？中国如何像习近平主席承诺的那样，使国产疫苗成为全球公共产品，哪个国家会首先得到它们？是美国吗？还是“一带一路”国家？

王志刚:

谢谢路透社的问题。其实疫苗问题在疫情发生以来，各国都十分关注。在白皮书里也包括了科技支撑抗疫的相关内容，例如药物、疫苗等科研如何和临床一线治疗实践相结合，以及运用大数据人工智能支撑抗疫等。就疫苗本身来讲，从历史上人类应对疫情的认识来看，疫苗仍然是当前我们战胜新冠肺炎病毒的根本之策。各国都把研制疫苗摆在抗击新冠肺炎一个非常重要的位置。但同时我们也要看到，疫苗研制是一个非常严谨、非常复杂的科学活动，难度非常大，周期也很长，同时因为它是科学研究，也具有很大的挑战性和不确定性。疫苗研制的这种严谨性，有的科学家把它比作是一个精确排练的舞蹈，而不是一个拉开帷幕就可以展示的即兴表演。所以疫苗研制一定要把安全性、有效性以及可及性放在非常重要的位置。疫苗研制在人类历史上发挥过重要作用，但有些疫苗的研制也走过一些弯路。

疫苗成功的标志，最重要的是坚持安全、有效和可及。从科学研究上讲，疫苗研制一般要经过病毒分离、实验室疫苗构建、细胞试验、动物试验、临床研究，然后才是规模化生产，最后要经药监部门注册批准才能上市应用。我国按照五条技术路线部署疫苗研发，包括灭活疫苗、腺病毒载体疫苗、重组蛋白疫苗、减毒流感病毒载体疫苗以及核酸疫苗。在疫苗研制过程中和今后的临床试验应用，这两个方面都要加强国际合作，前期我们在整个疫苗研制过程中，都开展了很多国际合作，中国的科学家和其他国家的科学家，都是为了应对疫情，都希望在卫生健康方面为人类命运共同体作出贡献。下一步，中国疫苗如果完成了研制和临床试验后，可以达到应用的时候，我们会认真落实国家主席习近平在第73届WHO大会上的承诺，把它作为公共产品向全球提供。

谢谢。

日本朝日新闻记者:

李克强总理在两会《政府工作报告》中提到，在疫情防控中公共卫生、应急管理等方面，暴露出不少薄弱环节，钟南山院士也在2月份的时候说到CDC疾控中心地位太低了，应该有一定的行政权，关于这个方面出现的短板，你们今后将会如何去改善呢？谢谢。

马晓伟:

新冠肺炎疫情是新中国成立以来发生的传播速度最快、感染范围最广、控制难度最大的一次重大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对中国是一次危机，也是一次大考，更是对中国的医疗卫生事业发展改革成果的一次检验。我们在党中央国务院的坚强领导下，在全国人民的共同努力下，用三个月左右的时间取得了疫情防控的战略性成果，有力的扭转了局面，保护了人民的生命健康。防疫斗争中的实践证明，我国的医疗卫生体系和公共卫生应急突发事件体系总体上是有效的，但在斗争中也暴露出了一些问题和短板。

6月2号下午，习近平总书记召开专家和学者的座谈会，强调我们要构筑起强大的公共卫生服务体系，保障人民的生命健康。国家卫生健康委会同有关部门立足于更精确更有效地防，在理顺体制机制、明确功能定位、加强预警能力、提高人员素质、改进投入机制方面作出更多的努力。总的来讲，是要在这几个方面加强公共卫生体系和突发公共卫生事件体系的建设：

一是进一步完善公共卫生事业投入机制，改善疾病预防控制的基础条件，进一步落实和完善公共卫生的服务项目。

二是完善功能定位，在国家、省、市、县四级疾病预防控制体系当中，进一步加强对急性传染病的防控和应急处置的能力，明确国家CDC、省级CDC、市级CDC、县级CDC各自的功能定位，国家CDC要解决科研研发、实验室检测、业务指导和病原学分析等“一锤定音”的能力；省级CDC要加强区域防控工作的指导、监督、质量评估和人才培养方面的作用；市和县级CDC要进一步加强现场流行病学的调查和对地区性传染病疾病谱的日常监管和监测；县级CDC和社区医疗机构要夯实基础，加强社区的管理和防控，在基层筑牢防病的基础。所以我们要明确四级CDC各自的功能，理顺体制关系，形成一个上下联动的协作机制。

三是要创新医防结合的机制，把我国疾病预防控制的体系和医疗救治的体系，在机制上打通，实现人员通、信息通、资源通。因为大家知道，生病了是要去医院的，发现在医院，报病在医院，CDC的体系必须和医院紧密结合在一起，我们将在体制创新上、在机制保障上、在人员管理上，将防治结合真正落地。这是我们一个短板，应该说我们长期就存在这一个防治结合不够紧密的问题，一些工作应该有进一步提升的空间。

四是优化监测体系，强化预警能力。“四早”的核心是早发现，对于重大传染病的控制早发现是关键，所以预警上，除了在2003年非典以后建立的网络疫情直报系统，现在还有突发公共卫生事件的行政报告。下一步，我们还要进一步加强和改进这两个系统。比如说建立舆情监测的系统，医务人员的报告系统，科研发现报告的多元化信息收集渠道，建立智慧化的预警多元触发机制，完善应急预案，分级分类组建卫生应急队伍，提高重大公共卫生事件发现、报告、预警和响应的能力。

五是加强人才队伍的建设，激发人员的活力，着重培养病原学检测、现场流行病学调查、实验室检测、疫情形势研判和分析等方面的专业人才的培养，使得我们对重大传染病日常监测、应急预警、现场调查、形势研判以及流调过程效率和水平进一步提高，使我们在这方面上一个台阶。同时在健全公共卫生、人才培养、准入、使用、待遇、考评和激励机制方面要有一些新的政策出台，大家看到报道，中国预防控制体系的人才过去有一些流失，所以在人才培养和待遇方面我们要进一步提高。使得我们的队伍平时能够在日常的监测和管理中发挥作用，在战时能够上得去，能够有效应对重大突发公共卫生事件等方面，有一个大的进步和提高。谢谢。

美国全国广播公司记者:

关于新冠肺炎大流行的原因和责任，西方媒体和中国官方媒体之间似乎正进行一场信息战，在世界需要真实报道的艰难时刻，人们为什么要相信中国的官方媒体？有人指责中国官方媒体发布不实信息来提升中国的形象并攻击西方，请问您对此如何回应？

徐麟:

疫情发生以来，中国媒体人士和许多国际同行一道，以深情的笔触、感人的镜头进行了深入及时的采访和报道，讲述中国抗疫和全球抗疫故事，传播疫情防控知识，交流各国防控经验，回应社会和公众关切，进一步增进了国际社会对中国抗疫的了解，也增进了中国人民对各国抗疫的了解。特别是480位中国媒体人毅然决然、逆行出征，冒着生命危险来到湖北武汉疫情最严重的地区进行深入采访报道，真实记录了中国人民与病毒鏖战的艰辛历程，也及时反映问题并推进问题解决。中国媒体人士在抗疫报道中表现的专业素养、科学态度和敬业精神是令人尊敬的，中国媒体关于抗疫的报道是实事求是、真实客观的，指责中国媒体进行所谓的“虚假宣传”是罔顾事实，完全站不住脚的。

我们也看到，有些外国政客和媒体在病毒源头问题上搞“有罪推定”，把病毒“标签化”、将疫情政治化，还炮制炒作所谓的“中国源头论”“中国隐瞒论”“中国责任论”等论调，这是毫无事实依据，也是不讲道理、不尊重科学的，引起了中国人民的强烈愤慨！中国媒体无意打所谓的“信息战”。但是，面对对中国的造谣诬蔑和攻击抹黑，中国媒体必须也必然会作出回应。当然，这种回应不是“打嘴仗”，而是正本清源、明辨是非，是还原事实和真相、传播公理和法理、维护道义和良知。

正像您所说的，当前疫情还在全球传播蔓延，世界正处在艰难时刻。这就更需要全球团结合作、共同抗疫，而不是“甩锅”推责，搞污名化、政治化。病毒是人类共同的敌人，虚假信息也是人类共同的敌人。人们现在最需要的是真实、全面、客观的信息，最需要的是力量和信心。媒体应该展现这种责任和担当，及时传播全球团结抗疫的努力和成效，积极交流各国防疫抗疫的做法和经验，更多地传递各国人民守望相助、同舟共济的温情和力量，为全球正在进行的抗疫注入更多的信心和希望。中国媒体已经这样做了，还将继续做下去。谢谢。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央视记者:

我们看到白皮书里面有提到“两提高、两降低”以及“四集中”等一些医疗救治的概念。请问这些医疗救治的举措有哪些可以在国际上进行分享？还有哪些做法是可以为今后的传染病疫情患者救治来提供经验？

马晓伟:

在这次新冠肺炎疫情的救治工作中，中国政府坚持人民至上、生命至上的原则，提出了早发现、早报告、早隔离、早治疗的“四早”策略，同时提出了“四集中”的救治原则，把提高收治率和治愈率、降低感染率和病亡率作为突出任务来抓，经过广大医务工作者艰苦卓绝的努力，在4月26日湖北省武汉市新冠肺炎住院患者清零，截至6月2日，全国新冠肺炎治愈率达到了94.3%，超过了病毒性肺炎的平均治愈率，应该说通过这次救治，我们对重症病毒型肺炎的救治提高到了一个新的水平。

我们主要做法是这几个方面：

一是采取坚决有力的措施控制传染源、降低感染率。首先我们修订了六版新冠肺炎防控方案，对于确诊病例、疑似病例、发热患者和密切接触者四类人员实行严格的隔离和管控，做到“应收尽收、应检尽检、应治尽治、应隔尽隔”。在中央工作组的指导下，武汉市两次在全市范围内进行了社区拉网的排查，不落一户、不漏一人，按照这样的标准实现了病例存量清零，把在社区和社会上流动的病人和传染源完全清点清楚，并且收治控制，这对疫情的防控发挥了十分重大的作用。从一般规律上来讲，传染源一旦被控制，经过两个潜伏期疫情就会发生比较大的变化，实践证明我们这些措施是非常管用的，是非常有效的。

二是加快检测。在现代医学的背景下，没有检测的能力就谈不到发现传染病、控制传染病。前方工作组到了武汉以后，加强对这方面的指导，下放了检测传染病的权限，从完全由CDC检测下放到所有二级以上医院，扩大实验室，培养人员，同时发挥第三方作用来加强检测工作，使武汉的检测周期从2天缩短到4-6小时，从每天只能检测300人/份提升到5万人/份，构起了“2小时内完成网络报告，12小时内完成检测信息反馈，24小时内完成流调”这样一个闭环系统，因此对控制传染源发生了很大的作用。疫情初期确诊一个病人平均间隔时间是15.4天，到我们中期以后确诊一个病人缩短到3天，疾病传播的机率被大大的减少，流调工作和检测的闭环系统的形成，使我们掌握了控制疫情的主动权。

三是千方百计保障医疗服务供给，提高收治率。全国指定了2000余家定点医疗机构和重症治疗医院，同时又有1万余家发热门诊。在武汉，中央指导组推动扩大病床，建立定点医院、方舱医院和隔离点梯次布局的应急救治网络。改进一批定点医院，比如建设火神山、雷神山医院，改造同济、协和、湖北省人民医院等综合性医院，使定点医院从35家增加到86家。同时，在这次疫情防控当中，我们建设方舱医院，方舱医院的建设对收治大量的轻型病人起到了非常重要的作用，使得我们在社区排查出来的病人能够有床收治。从2月3号决定建立方舱，2月5号方舱医院收治病人，到2月16号我们建立了16所方舱医院，扩大了12000张床，在那个时段内完全实现了“应收尽收”，所以在2月16号我们就实现了“床等人”的愿望，掌握了疫情防控的主动权，到2月19号，我们的出院病例和确诊病例持平，疫情出现拐点。

四是增用一批隔离点。把630多所宾馆、学校、培训中心和医疗机构改造成密切接触者和疑似患者的隔离房间，有效的采取了隔离措施，落实了防控点工作。这是在提供服务供给方面增加床位，是我们前期的一项十分重要的工作。

五是全力以赴救治病人，提高治愈率，降低病亡率。刚才徐麟主任介绍，我们进行了大规模的医疗救援工作，346支国家医疗队，4.2万名医务工作者，1.9万名重症医务人员赶赴湖北和武汉进行治疗。在这方面主要采取的措施是由国家队接管所有重症患者，整建制接手重症病房，重症医学科、呼吸内科、循环内科和感染科的医生担任主力，大批重症医学的护士前往武汉，一个重症患者三个护士进行看管。在这方面我们把重症患者集中进行治疗，水平不断在提高，同时我们也在方舱医院开展中西医结合疗法，治疗轻症病人，阻止轻症病人由轻症转为重症。经过这样的治疗，我们的治疗水平有了大幅度的提高。

在这方面主要实施了“五个结合”：一是基础医学和临床医学的结合，病毒学、病理解剖学和免疫学和药理学的医生和临床医生共同研究病例，病理解剖学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二是前方和后方的结合，前方的医疗工作出现问题，从后方进行视频连线，多学科进行支撑，调动全国的重点学科支援武汉。三是医生和护理的结合，重症呼吸病人的护理十分重要，早期上护理，保持呼吸道通畅，使得病人的转归率有大大的提高。四是医疗和管理的结合，是我们这次重大的特色，4.2万多名医务工作人员井然有序在疫区开展工作，表现出了很强的业务素质、专业素质和行政指挥能力。在一周之内就建立起了重患病人五项制度，一是24小时病危报告制度，二是死亡病例讨论制度，三是国家级专家巡诊制度，不仅要管理武汉的病人，还要管理武汉市以外19个城市的重症患者的病人。四是医疗护理的管理制度，实行护理的统一标准、统一流程、统一规范。五是垂直的行政领导制度，建立医务部、护理部、院感控制部，4.2万名医务人员无一感染，方舱医院做到了零死亡、零感染、零回头。我国救治工作在这方面取得了很大的进步。

我更要提到的就是无论在轻症治疗还是重症治疗中，中医中药发挥了十分重要的作用，也是我们这次应该认真总结和借鉴的。同时，在这次救治的过程当中，广大医务工作者表现出了舍小家为大家、奋不顾身、舍己救人的精神风貌，在这方面体现出我们的队伍长期建设的成果，我们要继承发扬。这方面我要介绍的就这么多。谢谢。

韩国京乡新闻记者:

我有两个问题，首先为防控新冠肺炎疫情，国家间人员交流在很大程度上受到了阻碍，中国的疫情防控阻击战取得了重大战略成果，现有签证无效的措施何时可以缓解？另外，同时做好常态化疫情防控工作和经济发展的情况下，防控工作强度应该保持在什么程度？端午节假期可以摘下口罩吗？谢谢。

郭卫民:

两个问题，第一个是国际人员交流的，请马部长回答，防控的问题请王辰院士。

马朝旭:

我们都说疫情没有国界。这次疫情发生以后，各国根据世卫组织的指南，出于疫情防控的需要，针对人员往来包括人员出入境，都采取了一些必要的措施，可以说这也是国际惯例。从中国的情况来讲，我们坚持依法、科学、精准防控，在全国范围内实施了史无前例的大规模公共卫生应对举措。这些举措的出发点是要维护本国和外国公民的身体健康和生命安全，也是为了维护地区和全球公共卫生安全。当前全球疫情仍然在蔓延，中国外防输入的压力也在不断加大，我们不能有丝毫懈怠。同时，我们将密切关注全球包括各国疫情形势的发展，加强同各方的沟通、协调，及时完善应对输入性风险的防控策略，在确保国内疫情防控大局的前提下，统筹推进疫情防控和经济社会发展工作。动态调整有关的政策举措。

我们正在同各国在这方面加强合作，包括开展国际联防联控，以稳妥的方式逐步有序地恢复中外人员往来，服务于复工复产以及维护国际产业链、供应链的安全和稳定。同时，我们也为重要的商务、物流、生产和技术服务的急需人员来华提供“快捷通道”便利，以最大程度降低疫情对经济社会发展的影响。这位记者来自韩国，你知道我们首先同韩国建立了“快捷通道”的安排，目前总体运转顺利。在韩国经验的基础上，我们又同德国、新加坡等国也建立了“快捷通道”的安排。我们将继续推广借鉴这个安排，在确保疫情防控的前提下，同世界其他国家商讨建立“快捷通道”，服务复工复产的需要，促进中国经济以及世界经济的发展。

王辰:

常态防控是个很关键的问题。首先取决于对当时的风险等级和应有响应级别的总体判断，这些都有对应的防控措施。整个社会要在这些规定和社会管理的要求下，实施系统行动，在有效防控和生产生活之间找到一个平衡点。5月7日，经中央应对疫情工作领导小组同意，国务院联防联控工作机制制定印发《关于做好新冠肺炎疫情常态化防控工作的指导意见》，从五个方面20个工作要点，提出了一系列举措和指导方针。主要有以下方面：

一是强调预防为主。指在没有病例的情况下，如何防止出现病例和疫情传播。首先是要在民众中提倡戴口罩，注意保持社交距离，加强对易感人群的保护等。通过这次疫情，应进一步提升民众的健康素养，比如勤洗手的习惯，适时适度适场所戴口罩的习惯，提倡公共用餐时使用公筷的习惯，咳嗽、喷嚏时注意遮避，控烟戒烟等。

二是要特别注意，一旦出现病例和疫情，应尽早及时有效应对。落实“四早”措施，第一是早发现，及时确认病例，作出反应。第二是早报告，迅速采取社会行动。第三是早隔离，迅速阻止传播。第四是早治疗，提高治疗效果，防止轻症变重症。

三是突出对重点环节的防控。尤其是像医院、养老院、学校这些人群聚集的特定机构，有很多易感和高危人群，要给予额外关注，采取特别措施，从防控意识到防控措施，都要特别加强。对一些易感人群，像老年人、慢病人群，要给予特殊防控。因为，他们一旦被感染，与一般的健康人群或体质比较强壮的人群相比，病情更重，病死率高。社区是防控的重点单元，常是疫情播散的首发地，要根据各地不同的疫情情况、不同的社区特点，适情适度进行工作安排。中国在基层防控方面已经积累了很好的经验，应当在今后的防控工作中更好地体现和发挥。

四是强化支撑保障。在科技研发方面，正如习近平总书记强调的，人类同疾病较量最有力的武器就是科学技术。像刚才王志刚部长介绍的，科技研发已经进行了一系列的部署和推进，取得了很多成绩。在一些可用的现代手段上，像大数据等方面，有办法来提高防控的效率和效果。在国际合作方面，除了中国自己取得的经验，开展国际合作，借鉴其他国家的防控经验和科技进展是至关重要的。我们倡导人类命运共同体，要特别强调国际合作。

五是加强组织领导。在这次疫情防控中，党委和政府发挥了关键作用，政府要对风险等级、响应级别作出判断，从而动员组织社会各方力量防控疫情，同时积极地安排好生产生活。

关于口罩的问题，现在北京已经降到三级响应水平了。按照这个水平，实际上大部分人在大部分场合可以考虑不戴口罩。具体应根据不同情境来判断，第一要判断在什么时候、什么情况下应该戴，什么时候、什么情况可以不戴，比如在空旷的地方，在通风很好的地方，在社交距离比较大的情况，就可以不戴，但如果面对一个有呼吸道症状的病人，在密闭的、人多的空间，或者到医院时就应该戴。口罩有科学的戴法，不论国家卫生健康委疾控局还是国际上有关机构，都发布了一些民众戴口罩的指引，可以参考。此外，应当随身常规携带口罩，以备不时之需。对一些重点人群，包括特殊职业性人群，如在医院和一些密闭场合工作的人群，像医务人员、警察、社区工作人员等与人有密切接触的人群，应该戴口罩。还有染病之后风险大的高危人群，如慢性病患者、老年人群等，应该戴口罩。有呼吸道症状者应主动戴口罩。口罩的问题，不好一概而论，应根据不同的场所、场合和情况而定。但总体来说，在中国目前已经取得阶段性的、战略性的防治成果的情况下，摘口罩的场合和适宜的人群是越来越多了。谢谢。

泰晤士报记者:

中国与世界其他国家的关系受到疫情的消极影响，中国将如何修复与世界其他国家的关系？

马朝旭:

中国同世界其他国家的关系因为疫情受到消极影响，我不认同这种说法，因为这种说法不符合事实。事实是，经过这场疫情，中国同世界绝大多数国家的关系非但没有受到消极影响，反而得到了进一步的巩固和改善，我们的朋友更“铁”了，我们的朋友圈更大了，这是事实。

我们说患难见真情，白皮书里面也专门提到，在中国疫情防控形势最艰难的时候，全球170多个国家领导人，50多个国际和地区组织的负责人，以及300多个外国政党和政治组织，向中国领导人来函、致电、发表声明，以多种方式表示慰问和支持。有77个国家和12个国际组织为中国人民的抗疫斗争提供捐赠，各国人民都在以不同的形式为中国加油。我们不会忘记这份珍贵的情谊。

所以，面对日益严峻的全球疫情形势，中国感同身受，投桃报李，尽己所能向各方提供我们的支持和帮助，毫无保留地分享中国经验和中国方案。这在白皮书里面有大量的阐述。比如说，截至5月31日，中国已经向150多个国家和4个国际组织提供了物资援助，向27国派出了抗疫医疗专家组，同170多个国家和国际组织举行了180多场专家视频会，我们的地方政府、企业和民间机构包括个人也积极行动起来，向150多个国家和地区以及国际组织捐赠了物资。同时，我们还为世界各国在华商业采购尽可能的提供便利，向200多个国家和地区出口防疫物资，其中3月1日至5月31日，中国出口口罩706亿只，防护服3.4亿件。这些事实都体现了中国负责任大国的担当，同时也极大地促进了中国同世界各国友好关系以及务实合作的发展，这就证明疫情实际上促进了中国同世界各国关系的发展。

国际社会普遍赞誉中国在国际抗疫合作中作出的杰出贡献。我这里引用一位发展中国家领导人说的话：“在这一艰难的时刻，中国没有坐视不管，而是同我们站在一起，给予我们帮助。我想郑重地感谢习近平主席、中国政府和中国人民”。大家都看到，许多国家的民众在网上“点赞”中国，在城市点亮“中国红”，在小区播放中国国歌，在街头高呼“感谢中国”。这样的例子还有很多。

与此形成鲜明对照的是，个别国家逆历史潮流而动，为了推卸自身抗疫不力的责任，疯狂地对中国进行攻击抹黑，制造和传播政治病毒，可以说无所不用其极。对于这种“甩锅”的做法，中国当然要坚决反击，我想强调，疫情当前，团结合作才是战胜疫情最有力的武器，同舟共济才是战胜疫情的正路。

彭博社记者:

新冠病毒的起源是一个非常受关注的问题，请问国家在这方面的调查研究进行的如何？是否会考虑和一些境外专家进行合作？谢谢。

王志刚:

谢谢彭博社的问题。新冠病毒发生以来，在全球迅速蔓延，应该要进行溯源，来还原其过程，明确病毒到底从哪里来，到哪里去，经过了一个什么样的传播发展轨迹。这是全球科技界的责任，也是疫情科研活动的一个重要组成。中国自疫情发生以来，就高度重视并积极开展溯源研究，力争还原疫情的发生和发展的自然过程，了解发现其中蕴含的科学原理。这件事情，从一开始我们就看的很重，并且已经作了安排。

从内在逻辑上来讲，因为溯源活动是一项科学的活动，涉及多个学科，包括刚才马晓伟主任和王辰院士讲到的流行病学，以及病原生物学、分子信息学、数理统计以及大数据等多学科。另外，整个病毒溯源过程对逻辑、实证的要求是非常严谨的，所以我们在工作中坚持依靠科学家、坚持科学态度、坚持运用科学方法来做溯源工作。

同时，病毒溯源的目的只有一个，就是科学地应对人类共同的威胁，也就是新冠病毒。具体来讲，一个方面，怎么样能够防止同类疫情再次发生。我们要搞清楚它从哪来，到哪去，作为一个蛋白，怎么样寄生，怎么样对人的健康产生威胁，以及怎么样从动物身上来，现在有各种说法。总之要服务一个总的目的，就是不要再发生类似疫情，以及如果发生了如何应对。另一个方面，我们要制定一个科学防控疫情和治疗疾病的方案，也必须要对病毒本身的溯源工作做得更科学。疫苗也好、药物也好、检测试剂也好，只有把溯源这项工作做得更科学、更有效、更有针对性，才能使我们在疫苗研发、药物筛选、新药研制以及在检测试剂的科研工作中，能够随着病毒的发展变化，有针对性的开展。所以，病毒溯源的目的就这一个，没有其他目的。它是一种科学的活动，应由科学家为主来开展，解决和回答的是科学问题，最后要用科学来支撑人类应对疫情的发生和发展，最终能够阻止它。

从工作布局上来讲，溯源工作的主体就是科学家，包括中国科学院，包括王辰院士所在的医学科学院，包括各个大学、企业等等，他们是主体，运用各种科学的方法，包括刚才讲的病原生物学、分子信息学、数理统计、人工智能、大数据等等方法，围绕动物溯源、人群溯源、分子溯源、环境溯源等重要方向，开展科学溯源。目前有一些成果，都反映在学术论文中，大家都看到了。截止到5月底，国内的科学家发表论文已经有206篇，国外的研究团队发表论文也有282篇，中国与美国、英国等国外团队联合发表溯源相关的论文有19篇。建成了全球共享的新冠病毒信息库，已经收集分享了全球范围内的新冠病毒基因序列36442条，其中高质量的病毒序列达到18967条。这些成果都是科技界为了回答刚才溯源相关的问题所做的贡献。

但同时我们也要认识到，人类历史上病毒溯源一直是一个科学难题，特别是像新冠肺炎病毒这样一个新的病毒，我们的认识还是非常有限。下一步，还要继续坚持科学态度，继续依靠科学家，继续在科学的方法论上多研究，同时也要保持一种对科学的尊重和科学的敬畏，把研究的目的纯粹了，就是为了应对人类共同的威胁——新冠肺炎。我在刚才回答疫苗的时候也讲到，疫苗也好，药物也好，防控方案也好，检测方法也好，包括动物模型的建立等等，都需要溯源的支持，所以这件事我们还要继续做。整个中国科技界目前还在为疫苗研发，药物筛选和新药研制，包括抗体药物研究都在努力工作，这些工作也都需要溯源工作一步步地深化来加以支撑。

谢谢大家。

香港中评社记者:

有外国媒体报道称，中国政府延误一周才公布病毒的基因数据，而正是因为中国在疫情初期对病毒和疫情的隐瞒，使得病毒在全世界扩散。请问对此怎么看？谢谢。

马晓伟:

我不同意这家外媒的这种说法，因为这种说法严重的违背事实。刚才徐麟主任其实已经就有关问题作了回应，事实是中国政府没有任何延误和隐瞒，而是在第一时间向国际社会通报了病毒数据和相关疫情，为全世界的防控工作作出了重要的贡献。新冠肺炎是近百年来人类遭遇的影响范围最广的一次全球大流行疾病，对全世界是一次严重的危机和考验，在前所未有的新型病毒出现以后，疫情初期对疾病的致病源、潜伏期、传播方式、致病机理、传播力、感染来源、人群免疫力，都存在着大量的未知。有一个证据的逐渐积累，认识的不断深化，更多的掌握新型冠状病毒特性的过程，应该说直到现在，人类对它的了解都相当有限。

疫情发生后，中国政府秉持公开、透明和负责任的态度，迅速建立起了应对机制，争分夺秒的开展病因学和流行病学的研究，8天时间确定病原体，16天研发成功检测试剂盒，第一时间向世界卫生组织和有关国家通报疫情，第一时间分享新冠病毒基因序列，第一时间开展疫情的国际防控。

这里我简要概述一下基本过程。2019年12月27日，湖北省中西医结合医院向武汉市江汉区疾控中心报告不明原因病毒肺炎；2019年12月30日，武汉市卫生健康委发布《关于做好不明原因肺炎救治工作的紧急通知》；31日国家卫生健康委派出工作组和专家组赴武汉指导疫情的处置工作；2020年1月1日，国家卫生健康委成立疫情应对处置领导小组；1月3日中国开始定期向世界卫生组织和美国等国家地区通报信息；1月7日中国疾病控制中心等科研机构分离出新型冠状病毒；1月9日将病原学鉴定结果通报世界卫生组织；1月12日中国将新型病毒基因组序列信息在全球流感共享数据库登记报告，将基因组病毒数据情况向国际社会进行了通报。中国在这样短的时间内明确了一种新出现的传染病，明确了它的病原体和传播途径，向世界进行了通报，应该说是秉持着公开透明和负责任的态度。湖北省从12月31日开始，在官方网站通报疫情；1月21日，国家卫生健康委每天在官方网站发布前一天的疫情情况；2月16日到24日，中国和世界卫生组织的专家组赴北京、四川、广东、武汉进行考察，认为中国政府采取了果断有力及时措施，避免了数十万人的感染。这就是疫情初期有关一些情况的概要通报。

时间经纬非常清楚，中国政府在这方面所作的工作，中国科学家所作的工作，能够经得起历史和时间的检验。病毒没有国界，疫情不分种族，是全人类共同面临的挑战，只有团结合作才是国际社会战胜疫情的最有力的武器。这也是在历史上，我们同国际社会一起合作，抗击艾滋病、埃博拉、甲型传染病、甲型H1N1流感等重大疫情都取得的经验，是各国人民抗击疫情的人间正道。这次疫情发生以来，我们秉持人类命运共同体的理念，积极履行国际义务，密切同世卫组织和相关国家进行友好合作，共同同国际社会分享疫情和病毒信息，向100多个国家和国际组织提供力所能及的物质和技术援助。

我们将继续履行国际义务，在疫情防控方面作出应有的贡献。谢谢。

巴通社记者:

中国的疫情防控取得成功，有媒体认为中国在抗击疫情中更多的强调了党和政府的作用和体制的优势，而相对忽视了民众的作用，您对此有何评论？您认为中国民众在中国抗击疫情中发挥了什么作用？

徐麟:

首先我想说明的是，在中国，党和政府与人民是血肉相连的整体，在抗击疫情中民众的作用是巨大的。一切为了人民、一切依靠人民，这是中国共产党全部工作的出发点和落脚点，抗击疫情同样如此。在抗击疫情斗争中，习近平总书记有两句话，我想在座的许多记者朋友耳熟能详：一句是人民至上、生命至上，保护人民生命安全和身体健康可以不惜一切代价；一句是坚决打赢疫情防控的人民战争。这两句话充分体现了中国共产党的宗旨和执政理念，也充分体现了抗击疫情中人民的主体作用。正是在中国共产党的坚强领导下，中国人民万众一心，经过艰苦卓绝的努力，疫情防控阻击战取得了重大战略成果。

人民的主体作用在抗击疫情中体现是非常充分的。当未知病毒突然袭来，中国人民对人民领袖高度信赖，对党和政府高度信任，自觉扛起责任、为国分忧。14亿中国人不分男女老幼，都以“保护好自己就是保护别人、就是为国家做贡献”这样一种共识，行动一致，自觉遵守疫情防控各项措施，大家都很配合、很自觉。每个人不论从事什么工作，都积极投入抗击疫情的战争中，在各自岗位上尽职尽责、贡献力量。大家守望相助、同舟共济、坚韧团结，充分体现了从“小我”到“大我”、从“小爱”到“大爱”的人性光辉，充分体现了中国人民深厚的家国情怀、天下大爱、人间大爱，充分体现了中华民族的文化基因和传统本色。这里我想跟记者朋友们分享两个小故事，都是年轻的90后爱亲人、爱他人，为小家也为大家的故事。

一个是武汉90后女青年，她一家三口不幸都患上了新冠肺炎，而且被送到不同的医院救治。在今年2月中旬的时候，她的父亲因为症状特别严重，医治无效逝去了。女孩忍着悲痛，一方面坚持自己治疗，一方面每天登录父亲的微信号，以父亲的口吻给母亲保持联系，鼓励母亲要坚持，给母亲以力量、勇气和深深的爱。经过一段时间的治疗，母女俩先后痊愈出院。在最艰难的时候，这个女孩靠着自己的坚强和智慧，给了母亲力量、信心和爱的呼唤。

另一个故事是湖南长沙一个90后的小伙子，看到武汉“封城”后需要出行的人们有诸多不便，就在自己的朋友圈里写下了“我不怕死，就怕今生有憾”。他辞别了亲友，驾着“湘A”牌照的私家车来到武汉，几十天如一日，每天义务接送需要出行的医务人员上下班，也为那些需要帮助的武汉市民提供便利，被大家称为武汉街头最美“摆渡人”。

这两个小故事的主人公都是90后的年轻人，他们是14亿中国人民的缩影。国家有难，匹夫有责。这也是14亿中国人在抗疫中的真实写照，他们孝亲爱国、朴实善良、勤劳勇敢、宽厚包容，是抗疫的伟大战士。正是这些涓涓细流汇聚成战胜疫情的磅礴力量，这也是中华民族砥砺前行的力量源泉。谢谢。

俄通塔斯社记者:

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在第73届世界卫生大会说过，中国将在两年内提供20亿美元国际援助，用于支持受疫情影响的国家，中国有没有什么计划加深或者扩大国际抗疫合作，中国政府有没有计划和俄罗斯或者别的国家在疫苗研究或者疫苗生产方面加深合作？

马朝旭:

当前全球疫情形势依然十分复杂严峻，面对二战结束以来最严重的国际突发公共卫生事件，人类向何处去？这是一个国际社会共同关心的问题。在这样一个重大的历史关头，习近平主席在第73届世界卫生大会视频会议开幕式上发表重要讲话，从构建人类卫生健康共同体的高度，深刻阐释中国的抗疫主张，并且提出了一系列重要的倡议和举措。对于提振全球抗疫信心、推进国际抗疫合作，乃至于擘画未来的全球卫生治理，都具有十分重要和深远的意义。

中国一向言必信、行必果，说到一定做到。习近平主席在讲话当中宣布的举措都在积极地落实之中，并且不断取得新的进展。这里我也想同你分享一下落实的情况。关于中国将提供20亿美元的援助，这里既包括提供抗疫物资的援助，也包括支持有关国家疫后经济社会恢复和发展，既包括双边援助，也包括多边捐赠。从双边来讲，我们正在同有需要的受援国通过平等协商来确定援助的项目，帮助发展中国家提升公共卫生的水平，改善民生、减少贫困，促进经济社会的复苏。在多边领域，大家都已经知道，为了体现对世卫组织的支持，中国向世卫组织分两批提供了5000万美元的现汇援助，我们还向疫苗免疫联盟等国际组织提供捐赠，我们还帮助世卫组织“团结应对基金”启动在中国的筹资。关于联合国人道主义应急仓库和枢纽在中国建设正在商谈和加紧筹建之中。中国还积极参与并落实二十国集团“暂缓最贫困国家债务偿付倡议”，已经宣布向77个发展中国家和地区暂停债务偿还。关于30个中非对口医院合作机制正在加紧建立。

关于你提到的疫苗的问题，刚才王部长已经说了，中国高度重视疫苗研发的国际合作，已经参加世卫组织药品和疫苗研发全球倡议，前不久同世卫组织共同举办关于推进“团结试验”疫苗研发计划的视频会议。中国疫苗研发完成并投入使用后将向世界提供安全、有效、高质量的全球公共产品，为实现疫苗在发展中国家的可及性和可担负性作出自己的贡献。这是我们作出的承诺，我们将兑现我们的承诺。

疫情发生以来，作为新时代全面战略协作伙伴，中俄一直守望相助，积极开展抗疫合作。下一步，我们遵照两国元首所达成的重要共识，进一步加强在疫情防控包括疫苗研发等领域的合作，共同为国际社会团结抗疫作出我们的贡献。

中国日报记者:

中国前期围绕新冠肺炎有效药物研发和救治技术开展了一系列的工作，形成了自己的方案。请问中国是否向国外推荐了这些成果？目前这些方案在国外的效果如何？

王志刚:

药物对患者来讲是恢复健康最根本的产品。从疫情一开始，我们就把药物的研发作为重中之重，安排了相当多的科研攻关项目，有160多个研究机构和企业参与到药物研发应急攻关。开始我们确定“三药三方案”，所谓“三药”就是三种药物的“老药新用”的试验，“三方案”就是药物与治疗方案的结合。伴随不同的阶段和试验的开展，围绕安全性、有效性不断调整，科学家们夜以继日地攻关，企业积极支持参与生产，我们在磷酸氯喹、法匹拉韦、可利霉素、托珠单抗、恢复期血浆、干细胞治疗等方面取得一系列的重要科研成果，其中有10种药物或治疗技术被纳入诊疗方案，在临床一线开展救治，为提高治愈率、降低病亡率，提供了重要的科技支撑。

在具体做法上，我们在“老药新用”方面主要是按这么几步来开展的。一是药物初选。通过大数据对已上市药物的情况，根据抗病毒的经验和现代药物筛选的方法，筛选一些有效药。二是在体外进行实验，包括细胞实验也包括动物实验。之后，陆续开展小规模的临床试验、扩大规模临床试验，到最后纳入诊疗方案，进入临床。通过这几个方面，已经形成了一些具体的药物或者推荐方案。

除了“老药新用”以外，这次在药物方面也有一些新的突破。这在刚才卫健委马晓伟主任和医科院王辰院士都提到。一是，中医药发挥的重要作用，包括中医药本身，也包括中西医结合，确实发挥了很大的作用。二是，药物研发与临床救治的结合方面，这方面也是做的比较好，因为药物最后有没有用，不仅要通过筛选、通过分子实验、动物实验和小规模临床试验，还要在临床中间来看效果。这样不断的反馈迭代，使两方面互动结合起来。三是，不同学科的交叉融合也发挥了很大作用，这里包括超算、动物模型、人工智能等等这些学科的技术在药物的筛选和评价方面都发挥了很大的作用。四是，前面讲的“老药新用”多数叫有效药，但不是特效药，同时我们也在研制一些特效药。其中有代表性的，比如抗体治疗的药物，它既可以用来预防也可以用来治疗。现在已有突破性进展，最近国内第一个抗体药已经获得了国家药监局的批准，开展临床试验。

您提到中国是否向国外推荐这些成果，我们一直积极分享在药物研发和临床治疗方面的经验做法，供各国根据自己的情况进行选择。现在这方面的沟通还是比较深入的。刚才讲到有很多的论文发表，视频交流，以及人员直接见面的交流等多种方式，中国研究团队发表了很多论文，向200多个国家和地区分享了科研成果，我们还支持企业和临床机构开展国际多中心临床试验，在这方面的工作都取得了一些进展。在国外的效果怎么样，这主要是看各国自己的科学家和医疗工作者他们在临床中间如何加以总结和完善。谢谢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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