改革开放以来，我们深刻总结我国社会主义法治建设的成功经验和深刻教训，把依法治国确定为党领导人民治理国家的基本方略，把依法执政确定为党治国理政的基本方式，走出了一条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道路。这条道路的一个鲜明特点，就是坚持依法治国和以德治国相结合。

——习近平在主持中央政治局第三十七次集体学习时的讲话

习近平同志在主持中央政治局第三十七次集体学习时，就坚持依法治国和以德治国相结合建设社会主义法制化国家发表重要阐述。我们必须深刻把握法治与德治的辩证关系，认真汲取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智慧养分，坚持一手抓法治、一手抓德治，把法治建设和德治建设更加紧密地结合起来，实现法律和道德相辅相成、法治和德治相得益彰，不断提高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水平。

一、深刻把握法治与德治的辩证关系

法律是成文的道德，道德是内心的法律。法律有效实施有赖于道德支撑，道德践行也离不开法律约束。法治和德治相互补充、相互促进、相得益彰，二者是辩证统一的关系。

任何法律都有一定的道德属性。习近平同志指出：“以法治承载道德理念，道德才有可靠制度支撑。法律法规要树立鲜明道德导向，弘扬美德义行，立法、执法、司法都要体现社会主义道德要求，都要把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贯穿其中，使社会主义法治成为良法善治。”法律凝结着社会的基本价值取向和道德规范，遵守法律就是遵守最低限度的道德。从这个意义上说，任何法律都有一定的道德属性。社会主义法治要成为良法善治，自然也要具有道德属性。

这主要体现在如下三个层面：

→ 它是对实现自由、平等、民主等道德价值的制度设计，这种制度设计需要以相应的、符合社会进步要求的道德规范作为评价标准；

→ 它既是对公共权力的保障，也是对公共权力的限制，具有既保障权力得以有效行使又保障权力不被滥用的政治伦理品质；

→ 它是对公民基本权利的保障，内在地包含着促进人的自由全面发展的价值取向。法治必须建立在道德基础上，离开道德的法治会对社会造成严重损害。

道德为法治创造良好人文环境。习近平同志指出：“要重视发挥道德的教化作用，提高全社会文明程度，为全面依法治国创造良好人文环境。”制度需要人来执行，好的制度是不会自动变成现实的。人们只有在道德认知与道德情感的共同作用下，才能建立和强化法治信念。法治信念是对法治所蕴含的价值观高度认同的心理机制，它能激发人们以法治观念指导和规范行为。法律和道德，一个是硬约束、一个是软约束，一个是他律、一个是自律，仅仅依靠强力推行的外在制约会削弱人的自觉性。道德则将外在的法律规范转化为内在的自我约束，促使人们主动认识自己的责任与义务、自愿选择有道德的行为。一个人的道德觉悟提升了，就会自觉尊法学法守法用法；全社会的道德水准提升了，法治建设才会有坚实的基础。

法律和道德可以相互转化。法律和道德都植根于一定的历史文化环境与社会环境，文化的演进、社会的发展推动法律和道德的发展。考察人类历史会发现，法律和道德之间呈现一种流动的边界：一些道德规范“流动”到法律规范之中，这是道德转化为法律；一些法律规范“流动”到道德规范之中，这是法律转化为道德。这说明法律和道德之间没有一成不变的分界线，其双向“流动”的目的是为了与当时的经济社会发展需要相适应。比如，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发展，诚信原则逐步从经济活动的伦理要求演变为一条重要的法律原则。

二、汲取为政以德、德主刑辅的中华优秀传统治理文化滋养

不忘本来才能开辟未来，善于继承才能善于创新。习近平同志指出，我国古代主张民惟邦本、政得其民，礼法合治、德主刑辅，为政之要莫先于得人、治国先治吏，为政以德、正己修身，居安思危、改易更化等等，这些都给人们以重要启示。坚持依法治国和以德治国相结合，可以从为政以德、德主刑辅的中华优秀传统治理文化中汲取智慧和力量。

为政以德历来是对为政者的品格要求。我国古人早在西周时期就意识到，决定政权兴亡的主要不是外在力量，而是人自身德行的好坏。我国古代在选拔人才时，大都把“德”放在第一位。《周礼》记载，乡大夫每年正月都要对本乡人才进行考察，“考其德行，察其道艺”“三年大比，考其德行道艺，而兴贤者能者”。诸子百家谈到选拔人才的标准，一般也以德为先。管仲讲“大德不至仁，不可以授国柄”，孟子认为“唯仁者宜在高位”，荀子主张“论德以定次（爵位次序）”，等等。孔子说，“政者，正也”，即政治就是要让国家和民众都行正道，而为政者自己的德行尤为重要，因为“君子之德风，小人之德草，草上之风，必偃”，即为政者的道德作风好比是风，老百姓的道德作风好比是草，风往哪边吹，草就向哪边倒，上行就会下效，正人先要正己。“为政以德，譬如北辰，居其所而众星共之。”为政者以身作则，用道德来治理国家，自己就会像北极星一样，其他人都会环绕着他，这就是“为政以德”的力量所在。

德主刑辅是我国古代基本的治国方略。儒家治国理政思想既强调“以德治国”，又不排斥“法治”，主张“礼法合治”“德主刑辅”。孔子说过，“道之以政，齐之以刑，民免而无耻；道之以德，齐之以礼，有耻且格。”他认为，法律和刑罚并不能从根本上维护社会秩序，人们的道德面貌在维护社会秩序中有着更根本的作用。如果不重视道德教化，一味依靠刑罚等强制手段制服违反法律的人，人们就不会认为违反法律是可耻的，就不可能在内心形成一道防御犯罪的堤防，而只是力求逃避法律的惩罚，想方设法钻法律的空子，甚至陷入违法犯罪的深渊。德治之所以能起到治本的作用，是因为它能使人树立羞耻心；一旦人皆知耻，国家治理就不难了。我国古人认为，礼和法都是治国所必需的，但二者各有所长：礼是防患于未然的道德引导，让民众在生活中有所遵循、形成良好社会风气，而法是在少数人突破法律底线后采用的强制手段。从孔子提出“宽猛相济”，到孟子提出“徒善不足以为政，徒法不能以自行”；从荀子提出“隆礼重法”，到汉代董仲舒强调“阳为德，阴为刑”；从唐代提出“制礼以崇敬，立刑以明威”，到宋元明清时期一直延续德法合治，都体现了德治与法治相结合的治国之道。

三、坚持法治和德治两手抓、两手都要硬

习近平同志强调，法治和德治两手抓、两手都要硬，这既是历史经验的总结，也是对治国理政规律的深刻把握。法治与德治就如车之两轮、鸟之双翼，不可偏废，国家和社会治理需要法律和道德协同发力，需要法治和德治两手抓。

以道德滋养法治。习近平同志指出：“要在道德体系中体现法治要求，发挥道德对法治的滋养作用，努力使道德体系同社会主义法律规范相衔接、相协调、相促进。”绵延几千年的中华文化，包含着丰富的德治资源，也包含着丰富的法治思想，这些都是涵养社会主义法治精神的重要源泉。应大力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深入挖掘其中蕴含的“缘法而治”“法不阿贵”等思想精华，使其在新的时代条件下发扬光大。道德教化是教人求真、劝人向善、促人尚美的过程，也是培育法治精神的重要方式。要深入实施公民道德建设工程，加强社会公德、职业道德、家庭美德、个人品德建设，注重培育规则意识、倡导契约精神、弘扬公序良俗，引导人们自觉履行法定义务、社会责任、家庭责任。各行业的职业道德规范，各地的市民公约、乡规民约，以及学生守则等行为准则，都应把尊法守法作为重要内容突出出来，强化人们的法治观念、法治意识。

以法治保障道德。习近平同志指出，“要运用法治手段解决道德领域突出问题”“对突出的诚信缺失问题，既要抓紧建立覆盖全社会的征信系统，又要完善守法诚信褒奖机制和违法失信惩戒机制，使人不敢失信、不能失信。”在现代社会，征信系统就像一只看不见的手，约束人们的行为，保障社会的和谐运行。维护征信系统，就离不开对违法背信行为的制裁。如果不对挑战诚信底线的失信行为加以惩戒，损害的就不仅是受害人的权益，还有司法公信力和权威、社会公平和正义。2014年，国务院出台《社会信用体系建设规划纲要（2014—2020年）》，明确了四大领域34项重要任务；2015年，38个部委联合签署《失信企业协同监管和联合惩戒合作备忘录》，对失信当事人进行联合惩戒，这些都是要通过法治的刚性，引导人们培育和弘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法律不仅要惩劣行以示警戒，还要彰善举以扬美德。比如，我国大多数省区市都制定了奖励和保护见义勇为的政策法规，目的就是为了保障好人的合法权益、褒扬好人的道德行为，引导全社会崇德向善。

发挥“关键少数”的作用。风成于上，俗化于下。领导干部在依法治国和以德治国中应发挥关键作用，带头走正路、干正事、扬正气，带头尊法学法守法用法。当今时代是法治时代，衡量领导干部是否称职，很重要的一个方面就是看其有没有法治思维、具不具备法治能力、能不能坚持依法办事。领导干部只有牢牢把握“法定职权必须为、法无授权不可为”的基本要求，自觉做到用权为民不偏向、用权依法不出格、用权廉洁不出轨（三个“不”），才能确立法治权威，影响和带动更多人培养践行法治的高度政治自觉和行动自觉。同时，领导干部在道德上要始终以高标准要求自己，自觉远离低级趣味，自觉抵制歪风邪气，时刻注意以德修身、以德立威、以德服众，努力使自己德可为师、行可为范，充分彰显共产党人的人格魅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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