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期嘉宾

中国政治学会常务副会长、中国社会科学院政治学研究所所长兼中国社会科学院大学政府管理学院院长 张树华

中国人民大学副校长、国家发展与战略研究院负责人 刘元春

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科学社会主义教研部教授 李志勇

问：“十四五”规划的编制工作受到全社会都高度关注。与历次五年规划（计划）相比，“十四五”规划的编制有什么特殊背景、重大意义？

张树华：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当前，我国处于近代以来最好的发展时期，世界处于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两者同步交织、相互激荡”。这为我们理解提出“十四五”时期经济社会发展主要目标的国内国际环境提供了重要指引。

在“十四五”期间乃至未来15年，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带来的世界大发展、大变革、大调整进程将加速推进。经济全球化在后疫情时代动能衰减、阻力上升；国际力量“东升西降”“南升北降”态势加速演进，以中国为代表的新兴经济体发展仍然是影响国际秩序的关键变量；国际社会的分裂甚至局部碎片化特征更趋严重，等等。这些外部环境变化，都会使我国参与国际合作、拓展全球市场面临更加错综复杂的国际环境。

从国内看，我国在进入新发展阶段后，迎来了构建新发展格局的紧迫任务，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到了可期可见的新时代，“爬坡向上”的难度也在增加，全面深化改革面临的风险与挑战前所未有。在这样的历史关键期，谋划我国发展既需要有中短期的科学规划，也需要有战略性的远景目标。

刘元春：未来五年是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的加速重构期，是世界经济动荡的关键期，是中美博弈从严重不对称向逐步对称迈进的转换期。面对外部环境的加速重构和深刻变化，我们一定要保持战略定力，做好自己的事情。

反观国内，“十三五”规划目标任务即将完成，全面建成小康社会胜利在望，新冠肺炎疫情阻击战和经济保卫战的胜利等重大成就为“十四五”时期的战略深化、战略转型打下坚实基础，我国已经具有完成既定战略目标的基本条件。

作为“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交汇期的第一个五年规划，“十四五”规划不仅要为未来五年的发展擘画蓝图，更要为未来十五年乃至更长时期的发展战略奠定基础。面对更为复杂的发展环境和更为艰巨的发展任务，对规划科学性和可实施性的要求也更高了。

李志勇：关于国际国内环境的变化，全会作出了总的判断，就是“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我国发展仍然处于重要战略机遇期，但机遇和挑战都有新的发展变化”。

对此，要深刻认识我国社会主要矛盾变化带来的新特征新要求，深刻认识错综复杂的国际环境带来的新矛盾新挑战，抓住用好重要战略机遇期，统筹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战略全局和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辩证认识机遇和挑战的关系，准确识变、科学应变、主动求变，为推动“十四五”期间的发展赢得先机、赢得主动。

为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开好局、起好步

问：五中全会公报在提出“十四五”时期经济社会发展主要目标前，先提出了到2035年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远景目标。这对“十四五”时期发展有何深意？

刘元春：“十四五”时期的发展目标和基本原则要为2035年远景目标打下坚实基础，因此首先提出远景目标。

第一，2035年远景目标明确提出，人均国内生产总值要达到中等发达国家水平。按照目前的标准测算，中等发达国家人均收入一般都超过3万美元，而我国去年刚刚突破1万美元大关，这就要求“十四五”时期必须在转变发展方式、构建新增长动力上下功夫。同时，2035年远景目标还提出中等收入群体要显著扩大，为此，“十四五”时期须开启再分配体系改革，在分配上做足文章。

第二，2035年远景目标明确提出，我国要进入创新型国家前列。这一目标的相关指标在“十四五”主要目标中有所体现。比如，对“四个全面”战略布局的内涵进行了调整，用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替代了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再如，2035年远景目标提出，关键核心技术实现重大突破，与之相应，“十四五”主要目标对三大创新战略，即科教兴国战略、人才强国战略、创新驱动发展战略，以及“四个面向”进行了具体化，力争为我国跻身创新型国家前列打好基础。

全会对“十四五”主要目标和2035年远景目标的建议，与党的十九大的指导思想和战略部署一脉相承，并在此基础上，对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进行了体系化、指标化设计，使战略目标和建设路径更加具体。同时，全会对过去的一系列战略举措进行了再深化、再定位、再调整，使它们能够适应未来所面临的矛盾变化和关键问题。

张树华：全会在“十四五”主要目标前提出了2035年远景目标，有以下两方面深意。

其一，体现了“十四五”主要目标与2035年远景目标之间“基础”与“引领”的辩证关系。未来五年是开局起步的五年，将为实现2035年远景目标奠定重要基础；2035年远景目标则对“十四五”规划发挥着重要引领作用，规定着“十四五”规划的基本原则、主要目标和发展主线。

其二，以远近结合的方式向世界传递出中国经济社会发展向上向好的信心、决心与能力。中国的稳定与发展是世界和平发展的重要稳定器与动力源。此次全会向世界传递了我们在未来15年内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的坚定信心，也向世界宣示了中国坚持开放发展理念的决心。

李志勇：党的十九大报告第一次提出了我国“强起来”的路线图和时间表，对2035年远景目标进行了粗线条勾画。党的十九届五中全会从国家实力、经济体系、国家治理、社会文明、生态环境、对外开放、社会建设、国家安全、人民生活等9个方面具体描绘了2035年远景目标。

“十四五”时期是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目标的第一步，也是关键一步。这样的安排，实现了长短结合，把“十四五”规划置于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的大目标下，体现了“十四五”规划的历史使命，对动员和激励全党全国各族人民战胜前进道路上各种风险挑战，为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开好局、起好步，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把握新发展阶段，贯彻新发展理念，构建新发展格局

问：在您看来，五中全会公报对“十四五”时期经济社会发展的表述中，有哪些亮点、要点应该特别注意？

李志勇：重点要把握“三个新”：新发展阶段、新发展理念、新发展格局。在我国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基础上，要科学把握新发展阶段，深入贯彻新发展理念，加快构建新发展格局。其中，改革、开放、创新、安全，是突出亮点。通过全面深化改革，构建高水平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推动有效市场和有为政府更好结合，充分激发各类市场主体活力，创造更多社会财富、追求更加美好生活、扎实推动共同富裕。实行高水平对外开放，既有利于中国自身发展和现代化建设目标的实现，也有利于形成更加公正合理的全球治理体系，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十四五”主要目标第一次把科技自立自强作为国家发展的战略支撑，强调要加快建设科技强国，全面塑造发展新优势，有力支撑经济高质量发展、人民高品质生活。统筹发展和安全，增强忧患意识，做到居安思危，是我们党治国理政的重大原则。

刘元春：第一，形成强大国内市场，构建双循环新发展格局。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不是简单的出口转内销，而是立足强大国内市场和消费转型升级，以国内完整分工体系为依托，以生产、消费、分配、流通等多环节全面顺畅为核心要点，通过创新驱动和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打通国民经济循环的堵点和断点，构建“以内促外”的新竞争力。

第二，强调在关键技术、核心技术方面要有重大突破，全面实施创新驱动战略。“十四五”时期，以举国体制为主的基础研发和重点研发，大市场孕育的市场化创新项目，这“两条腿”相结合，极有可能在关键技术、关键环节方面实现重大突破，这是我国从科技大国向科技强国迈进的必经之路。

第三，我国可能会出现一批新的增长极。在区域协调发展、新型城镇化和畅通国内大循环拉动下，我国中西部地区增长极可能全面凸显，比如成都、重庆、武汉、西安。在此基础上，以都市圈、城市群为主体的经济版图，可能会出现新变化。

第四，“十四五”时期民生福祉达到新水平。“十四五”时期是我国跨越中等收入陷阱的关键期，必须在收入分配、民生建设、公共服务等一系列领域取得突破性进展。比如，应在加速城镇化、社保体系改革尤其是养老体系改革等方面推出新举措。

第五，统筹发展与安全，让我国的基本盘更坚实、更具弹性和韧性。

张树华：推动有效市场与有为政府更好结合，这一问题应高度关注。党的十八大以来，我国“放管服”改革进一步深化，今后推动有效市场和有为政府更好结合，仍需在多个层面、多个领域继续深化改革，进一步厘清政府“有为”与“不为”的边界，进一步构建市场化、法治化、国际化营商环境，激发更广泛市场主体的活力。

以切实举措突破难点，为高质量发展奠定根基

问：实现“十四五”主要目标有哪些难点，应在哪些方面切实着力？

张树华：有三大难点值得重视。一是如何应对外部不利环境影响，推动形成新发展格局。当前，逆全球化倾向和贸易保护主义势头强劲，西方国家加紧推行“产业回归”和“再工业化”战略，新起步的发展中国家则凭借成本优势加速吸引劳动密集型产业转移。构建新发展格局必须有效化解外部压力，在动荡变革的世界中实现突破与超越。

二是如何建设高质量教育体系，激发人才创新活力。能否在“十四五”期间抓住历史机遇，贯彻好教育强国、人才强国战略，抢占竞争制高点、掌握发展主动权、确立我国在新一轮科技与产业革命中的优势，将在很大程度上决定着我国在未来世界分工体系和全球产业链中的位置。

三是如何应对前进过程中的不确定性。近年来，各种“黑天鹅”“灰犀牛”事件层出不穷，“十四五”期间，还可能迎来新的突发事件和风险、变量。

顺利实现“十四五”主要目标，从根本上说有赖于在党的全面领导下，不断发扬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制度优势。一要聚焦实体经济，不断提高经济质量效益和核心竞争力；二要加快解决我国发展不平衡不充分的问题，推动民生福祉达到新水平；三要在推动从“中国之制”到“中国之治”的进一步转变上着力。

李志勇：难点之一在于科技创新，特别是基础研究。当前，我国基础研究投入不足、原始创新力量薄弱、关键核心技术受制于人的局面尚未根本改变。

难点之二在于既要继续巩固扶贫托底成果，又要努力扩大中等收入群体。这意味着不仅要提高劳动者工资收入，还要在调控房价、减轻家庭教育和医疗养老负担等方面下功夫。

难点之三在于深化改革，既包括进一步推进“放管服”改革、进一步向社会放权，也包括努力解决贫富差距较大、阶层固化等问题。

难点之四在于防范和应对风险。随着我国持续发展，各种政治风险、意识形态风险、经济风险、科技风险、社会风险等不断出现，要做好应对风险挑战的思想准备和工作准备。

刘元春：第一，跨越中等收入陷阱，稳步迈向高收入国家。很多国家在此过程中出现了资产泡沫化、产业空心化等问题，我国尤其要注意避免。

第二，适应逆全球化和后疫情时代的特征，更加强调内生动力和安全维度。一方面要在创新方面取得实质性突破，另一方面要通过高水平开放打造新的竞争平台，形成新的竞争力。

第三，形成更高水平开放型经济新体制。在全球贸易环境仍具有极大不确定性的背景下，不仅要强调对外开放的效率、规模、速度，还要强调开放的安全。这要求我们在外贸的结构和产业布局上要有新举措。比如，在关键技术、关键零部件生产方面，必须在国内进行布局，而不能简单依赖欧美发达国家。再如，各类产业要在全球进行布局，依托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开辟新的市场和增长极。

第四，关乎全局的分配攻坚战。再分配改革分为几个层面：其一，初次分配改革，要改变目前个人工资收入、企业利润、政府税收三者之间的比例格局。其二，再分配体系改革。首先是不同收入群体的改革，必须对高收入群体、对资本利得进行征税，加大转移支付力度。其次，完善社会福利体系，使更多低收入群体享受到充足的社会保障。最后，再分配体系中，要对税收工具进行深化改革，特别要在财产税等方面切实改革。

来源： 光明日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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