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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为公选王遴选网为您整理的部分2015年6月公务员遴选面试热点，更多习李新政以来遴选面试热点及答案解析参见《公选王2015年省级（市级）遴选公务员面试预测题及答案解析》

1、女导游辱骂游客折射旅游业乱象。

针对“五一”期间发生的云南女导游辱骂游客、强迫购物事件，国家旅游局日前通报了查处结果，对涉事旅行社进行停业整顿并处罚款，对骂人导游作出吊销导游证的处罚。国家旅游局就此表示，今年要把整治市场秩序、向“不合理低价”宣战提到旅游工作首位。

在正常市场竞争中，哪怕是采取低价策略，也不该发生这种欺负辱骂游客的行为，否则这无异于杀鸡取卵，并非企业可持续经营之道。旅行社敢这么做，也从侧面体现了游客维权不易的现实。试想，如果游客打一个投诉电话，就可让相关旅行社遭受重罚甚至关门，还会有旅行社敢于如此藐视游客的正当权益吗？这也说明，游客被强令购物，遭导游辱骂，也有维权机制不通畅、监管不给力的因素，而不光是市场恶性竞争的结果。

市场监管缺失，也是造成导游正当权益受损，进而把气撒在游客头上的一个内在原因。《旅游法》规定，旅行社应当与导游签订劳动合同、支付劳动报酬，不得要求导游垫付或者向导游收取任何费用。但据涉事导游称，她所带的团是“旅游购物团”，只有游客多多购物消费，自己才拿得到带团的酬劳。可想而知，当地旅游主管部门若能加强日常执法监管，杜绝旅行社侵害导游权益问题，也就不太可能发生类似的导游辱客事件。

2、如何治理“路怒症”

5月3日下午，成都市锦江区某十字路口处，司机张某开车逼停女司机卢某，将其从驾驶室内暴力拉下车并拳打脚踢。张某称，卢女士的车子在行驶过程中突然变道，使他车内的孩子受到惊吓，因气不过，他随后一路尾随并实施殴打。卢女士表示，因自己对道路不太熟悉，确实在变道时突然点了一下刹车，但当时两车并没发生剐蹭，“根本没有想到这个男子会一路尾随并破口大骂，最后把我逼停把我从车里拉出来毒打。”

对任何城市来说，患上“路怒症”的人越多，道路交通必然越发拥挤，不必要的纷争、吵闹乃至社会戾气必然膨胀。为此，一方面当然要通过加强管理规范文明驾驶，另一方面更要严惩那些动辄滥用暴力者。一个人的暴戾，既肇端于这个社会，又加害于这个社会；而要改变社会的暴戾弥漫，每个围观者都要反躬自省。

我们时刻需要回答：在公共场所，自己的行为是否对他人产生了消极影响？是否给予了他人规则会被遵循的安全预期？

近日，成都男司机暴打女司机事件引起极大的社会反响，网络上出现了海量评论。违规变道显然不是打人的理由，男司机的行为自然会由法律予以处置；但女司机违规变道，并在接受采访时认为自己变道是没问题的，值得我们深思，因为这涉及在公路等公共场所的基本行为规范。需要追问的是：从法律的视角，我们如何看待路权？在公共场所，我们应该如何遵从规则、维护秩序？

公路是社会的一面镜子，公路上存在的问题，在社会其他领域也会存在。社会的正常运作需要规则，规则需要被遵循，在与他人交往或交易时，如果不能产生安全预期，社会的运行成本必然高昂。而缺乏公共意识的行为目前并不少见，如公共场所高声喧哗，广场上集体扰民，马路上随意变道、“路怒”行为等。一些人仅关注一己私利，把公共场所视为私域，无视他人存在，不尊重他人权利，这是公共场所纠纷频发的重要原因。为维护公共场所最基本的秩序，我们随时需要回答：在公共场所，自己的行为是否对他人产生了消极影响？是否给予了他人规则会被遵循的安全预期？

在塑造国民的公共场所行为规范方面，制度应该更有作为。需要强调，公共场所的行为不影响到他人，这是每个人的责任。

3、奇葩证明你妈是你妈，呼唤简政放权

“你妈是你妈，这怎么证明呢？简直是天大的笑话！”5月6日的国务院常务会议，在讨论进一步简政放权时，李克强总理引用近期媒体报道的典型案例，批评某些政府办事机构“到底是出于对老百姓负责的态度，还是在故意给老百姓设置障碍”。

总理都觉得荒唐的事，为何一些政府办事机构就是抱着不放，乐此不疲？难道他们不知道，这样既没有必要，也起不到管理效果？

除此之外，政府爱审批，也可能是一种行政惯性和路径依赖。长期以来，一些政府部门和公务人员，工作的主要内容就是审批和盖章，一些基层干部也反映，取消审批之后不知道干什么了。这是管制型政府向服务型政府过渡过程中出现的不适应。长期以管制和审批取代监管，导致部门和公务人员缺乏服务意识，也欠缺这方面的能力。盖章罚款很容易，科学监管却需要很强的专业能力和执法水平。实际上，“证明你妈是你妈”式的管理，根本无法堵住安全漏洞，保证公民的利益和安全，更像是走过场和推卸责任。

所以，治审批依赖症，既要解决“不愿放”的问题，也要解决“不会管”的问题。本届政府力推的权力清单和责任清单，就是为了双管齐下解决这个问题：前者需要壮士断腕的决心和勇气，后者需要扎实推进政府能力建设，而在整个过程中，都需要公众参与监督和评价。只有增加民意评价的权重，让作为服务对象的企业和公众来监督政府，政府才不敢懈怠，以为难百姓为己任的“奇葩审批”，才能越来越少。

4、暴打男童事件，每种暴力都有可怕的土壤

5月8日一段暴力视频在网上传播。视频中，一小男孩在街边扫地，突然一男子将小男孩踢倒在地，并不断踩踏其身体，之后拿起扫帚暴打小男孩，扫帚打断了又拿起撮箕打。过了一会儿一旁商店才冲出多人将男子制服。

事后警方通报，打人男子有精神病史。事发当时，旁边有路人经过，却无动于衷。这一点引得网上群情激愤，似乎谁都知道身为“路人”，该怎么路见不平；可是现实中，“路人”所扮演的角色往往令人失望。是那些“路人”压根不上网，还是网上的怒火到了现实就燃烧不起来？只希望觉得愤怒的人，下一次成为“路人”时，表现会有所不同，才对得住自己现在的愤怒。

虽然这时候谴责其父母没有尽到监护责任，显得有些残忍。但是一个3岁的孩子，不能放任远离大人。从小悦悦事件到这件事，都是给父母敲响的警钟。

但以上都不是暴力产生的最重要“土壤”，更该追问的是施暴者。当地警方的消息，他有精神病史，当天还把一位57岁的妇女打到髌骨骨折，很有可能属于有暴力倾向的精神病人。按照新刑事诉讼法，对依法不负刑事责任的精神病人可以强制医疗。这位施暴的精神病人，为何没有被强制医疗，他的监护人以及有关部门，有没有尽到相关责任？

据不完全统计数据，我国约有16000名暴力犯罪精神病人。但现实中，一些正常人“被精神病”，真正有危险的精神病人，却往往得不到收治。这可能是这起暴力事件发生的直接“土壤”。

希望当地警方及时公布调查进展，施暴的精神病人为什么没被“看”住，背后有没有制度本身或执行的漏洞，真正从中汲取教训，才能避免类似的悲剧。

5、落实“宽带中国”须明确宽带的公益性

在一季度经济形势座谈会上，李克强总理敦促有关方面要“提网速”“降网费”。近日，工业和信息化部就实施“宽带中国”2015专项行动提出意见，称今年将新增光纤到户覆盖家庭8000万户，新建4G基站超过60万个。

网络慢、收费贵的问题由来已久，在全球范围内中国网速排名靠后——不仅远远低于西方发达国家，就是跟越南等发展中国家相比，都存在明显的差距。尤其是“假宽带”现象频出，名义网速和实际网速之间存在很大的差距，消费者对此颇为不满，相关的调查却往往无疾而终。在这样的情况下，如果不能解决体系性和基础性的问题，那么“提速降费”就难以真正得到实现。

国内网络“假宽带”的症结，一方面在于监管层面的“假摔”，无以打破垄断格局下的利益攫取，让庞大的网络企业主导了行业规则，公众权益无以获得保护；另一方面在于政府投入不足，公共政策的倾斜度不够，未能将宽带建设上升到战略高度，更没有将其作为一项公众福利而不遗余力地推进。宽带的公益性不足，成为最重要的基础缺失，自然就很难让公众从中大受裨益。在这种情况下，实施“宽带中国”，一方面要规范电信企业的商业行为，打击电信领域的消费欺诈，尤其是要力求解决“假宽带”的顽疾，让其在现有的基础上提速增效，让消费者的花费物有所值。另一方面，要大力加大硬件建设，在提高硬件支撑的基础上，将宽带建设作为国家战略工程，建设包括第四代移动通信网络、光纤网络、互联网国际出口、云服务在内的国际领先的信息基础设施和公共服务应用平台，使网络成为涵盖于社会各个方面的细胞与纽带，以网络的提速而促进社会的全面发展，也让公众享受到更为快捷的网络和信息服务。

这就要求相关部门必须充分履行职责，制定出明确的时间表和路线图，并对外作出郑重承诺并接受监督，让非客观原因而没有完成任务者，承担应有的责任。有了明确的目标，有了严格的要求，有了清晰的措施和责任之后，才能形成对照并给予监督，如此，“宽带中国”才能从愿景变成现实。

6、任性领导干部别把“国家规定是狗屁”当笑话

5月12日有人在网上发布一段《任性的领导讲话》视频，视频中一位自称“任长春”的领导语出惊人，反复痛诋“国家规定是狗屁”，并声言“我就不执行国家规定”。昨日有媒体报道，任长春为山西省太原古交市客运办主任，目前已被停职。

从官员嘴里说出“国家规定是狗屁”，很容易使人想到“政策落地梗阻”。任长春此番言行，恰恰揭示了一种地方基层行政生态：无论国家有什么样的规定，归根到底还是要靠地方基层部门执行，如果此政策与地方基层部门主管领导的“长官意识”相悖，或者威胁到执行者的私利，有意地选择不执行，那么国家发文部委也没有什么办法，此时国家规定停滞在了“最后一公里”，可不是就跟空气一样吗？

官员雷语并不可怕，可怕的是潜藏在雷语背后的扭曲的价值体系和思想意识。一些人之所以如此嚣张、任性，公然表达对国家规定的鄙视，归根结底仍然是一种权力的傲慢，“我就是法”，这种傲慢不是一时的头脑发热和心血来潮，而是多年来为官、做事的习惯使然。这同时说明，官僚做派、人治思维、特权意识，在一些人的头脑中依然根深蒂固，不铲除它们，就会阻碍全面推进依法治国的脚步。

所谓“尊法守法”，首先要对法律有一份尊重敬畏之心，不能随意僭越或亵渎法律，任何人挑战法律的权威都应依法付出代价。权力的张狂病需要法来治，对“沉醉”权力的人而言，法治亦是最好的“醒酒汤药”。

7、学历歧视的背后是用人门槛的攀比

在现实招聘过程中，对于很多用人单位来说，他们首先看的不是人的能力，而是人的学历——是211，还是985?如果不是，对不起，你根本没有入围的资格。既然没有入围的资格，再多证书又有谁会在意?这些证书抵不过一纸学历、学位证书。对于应聘者来说，学校和学历是他们的敲门砖，当他们连敲门的资格都没有时，他们如何证明自己，如何表现自己?这样的名校崇拜，学历崇拜在社会中太普遍了。

用人单位任性背后的原因，一个是用人门槛的攀比。用人门槛在一定程度上反映着用人单位的地位和水平。既然，各个单位都争相聘用更高学历、更知名院校的大学生，自己为何要自降身价，降低人才招聘的资格和门槛?所以，你用硕士生，我就用博士生；你用211，我就用985。反正人才也不缺少，反正人才竞争激烈，只要把条件抬上去，总是可以招到满意的人才。尤其是一些高校招聘人才的时候，因为人才的学历和出身与学校的评估有关，在用人门槛上更是狮子大开口，恨不得所有的辅导员都是博士学历，所有的保安都是硕士学历，这导致了人才的浪费，也导致了用人标准的水涨船高。这种攀比是虚荣与浮华造成的。

8、别只在母亲节当“朋友圈孝子”

母亲节这天，有媒体推出“母亲节·给妈妈的话”全媒体街访，现场采访普通市民，请他们给自己的母亲打一个电话，说一句“我爱你”。不少网友的朋友圈几乎被母亲节的状态刷屏，除了晒照片示爱之外，也有网友调侃：“在这里跟妈妈说爱你，你确定你妈知道吗？”还有网友摇身一变成预言师：“我掐指一算，今天的朋友圈将出现一大拨孝子。”

在朋友圈里表达对母亲的爱，很多上了年纪的母亲确实真的未必知道，因为不少中老年女性压根儿就没开通微信。这正是需要我们关注之处。子女对父母的爱绝不在于母亲节、父亲节到来时当面（或打电话）说一句“我爱你”，也不是在父母过生日时为父母唱什么《生日歌》，而应该在平时经常送上问候，有条件的话常和父母见面当然最好。一位母亲在看完段佳欣那段视频后表示，不用说“我爱你”，只希望孩子平时多陪自己说说话。这说出了全天下母亲的心声。

事实上，很多父母对母亲节和父亲节这些舶来的节日并无概念，子女们不但没必要只挑这些洋节对父母说“我爱你”，甚至也没必要在朋友圈里一味刷屏。既然是为了“在微信上表达了，感觉心里舒服些”，那就在平常用父母期待的方式来表达吧，无非是多打个电话，多花些时间听听父母的唠叨，大不了多回几声“嗯”而已。

9、休假是国家仪式向国民开放的最好方式

5月13日，国务院发出通知，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70周年纪念日调休放假，2015年9月3日全国放假1天。作为第一个以立法形式确立的国家纪念日，抗日战争胜利纪念日与中国烈士纪念日、中国国家宪法日、国家公祭日相并列，从不同的时空维度，共同确立和构筑起现代国家仪式体系。

具体到抗战胜利纪念日，在纪念日法定的基础上，开放今年的纪念日为公众假日，有没有更深的意义？

从休假角度来说，这是一个无论如何都让人欢喜的消息，也确实毫无意外地受到了最大程度的欢迎。但不免有人提出这样的问题，欢度假日的喜气氛围，之于国家纪念日的仪式感，是不是一种不合时宜的存在？

一方面，特定的时间点总会让人不由自主地追及那段沉痛的过去，国家纪念日进一步铭刻下了这份沉痛。而另一方面，叠加的沉痛、严肃、仪式的终点，是为了让这个时刻是特殊的，是与其他任何时间节点相区分的，是最多数的中国人未必亲身经历，却能牢记在心的国家、集体共同记忆，以至于每年的这个日子，我们会不约而同地共同忆记那段历史，并唤起对历史更多的认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