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把政治生态建设摆在重要位置，强调“做好各方面工作，必须有一个良好的政治生态”。这既指明了政治生态建设的重要性，又提出了新时代政治生态建设的基本要求。郡县治，天下安。在我们党的组织结构和国家政权结构中，县一级处在承上启下的关键环节，是发展经济、保障民生、维护稳定的重要基础。县域要发展，必须有良好政治生态的支撑。历史和实践证明，县域政治生态不仅是群众观察整个国家政治生态基本面貌的“取景框”和“参照物”，而且会以“倒逼”的方式对国家政治生态产生影响。因此，优化政治生态必须把县域政治生态建设作为一个重点。

一、抓住县委书记这个“一把手”

“一把手”对一个地区或一个系统的发展发挥着关键性作用。县委书记是县域治理的“领头雁”，是推动县域经济社会发展的“一把手”。习近平同志多次强调，县委是我们党执政兴国的“一线指挥部”，县委书记就是“一线总指挥”。作为县域治理的“一把手”，县委书记对县域政治生态建设的影响极为重要、非常直接。

必须强调的是，由“一把手”滋生的腐败问题客观存在。在十八届中央纪委二次全会上，习近平同志指出，“我们查处的腐败分子中，方方面面的一把手比例不低。这说明，对一把手的监督仍然是一个薄弱环节。”在十八届中央纪委六次全会上，他再次强调这个问题：“各级领导班子一把手是‘关键少数’中的‘关键少数’。一把手违纪违法最易产生催化、连锁反应，甚至造成区域性、系统性、塌方式腐败。”

2017年和2018年，笔者先后在江苏就政治生态建设及县域治理问题开展调研。调研发现，超过八成的受访者认为，抓好县委书记这个“一把手”是加强县域政治生态建设的重中之重。诸多案例亦表明，县委书记的理想信念、工作作风、担当精神等综合素养，在很大程度上直接影响着所在地区的政治生态风貌。其综合素养过硬，县域政治生态就会风清气正。反之，政治生态就会遭受污染破坏。

县委书记之所以对县域政治生态建设发挥重要影响，同其岗位具有地位特殊作用大、总揽全局责任大、贴近基层影响大等特征密切相关。调研发现，县委书记在干部选拔、重要工程、项目审批等方面具有重要决策权。在权力诱惑大而又缺乏有效监督制约的情况下，有的县委书记便会恃权妄为。如果一个县委书记用权任性、发生腐败，不仅仅会破坏当地公共权力的正常运行，而且极易形成上行下效的不良习气，影响波及整个县域治理，给当地政治生态带来严重影响。特别是有的县委书记的理想信念发生扭曲，在人财物上大搞“一言堂”“一支笔”“拖沓敷衍”，久而久之就会带坏班子，继而对县域政治生态产生巨大破坏。

在推动县域政治生态建设过程中，在重视县委书记这个关键“一把手”理想信念教育的同时，更要着力从“科学配权、规范用权、有效监权”等方面进行引导规范。所谓科学配权，就是对权力结构进行科学配置，完善监督制约机制，减少岗位风险。比如，明确“三重一大”事项的具体内容，使县委书记职权从模糊无限空间紧缩到具体明确的范围。所谓规范用权，就是引导县委书记按照法定规则规范行使权力。比如，明确县委书记权力运行范围及方式，使县委书记的权力运行的每个环节相互配套、相互衔接、相互制约。所谓有效监权，就是对县委书记的权力行使过程及结果实施有效监督制约。客观而言，“上级监督太远、同级监督太软、下级监督太难”的问题，依然是当前对县委书记进行有效监督制约的难点问题。但这并不构成忽略这一监督体系的借口和理由，相反说明更应重视这些监督路径，通过多种方式将其权力关进制度的笼子。

二、坚决破除“圈子腐败”

“圈子腐败”是一种特殊的腐败形式，对政治生态带来极大污染和破坏。从本质上讲，“圈子腐败”是以权力为纽带，因为人身依附和利益结盟而形成的腐败共同体。“圈子腐败”的危害是多方面的，但最为突出的是呈现雾霾状的污染性。在腐败圈子的污染下，正常的政治生态被扭曲，损公肥私、中饱私囊、寻租腐败、助长歪风、 阻隔流动、藐视法律等雾霾效应会随之出现，继而成为危害党肌体健康的毒瘤和政治生态的最大污染源。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同志对坚决破除“圈子腐败”作出一系列重要指示。在十八届中央纪委三次全会上，他指出：“有的只对领导个人负责而不对组织负责，把上下级关系搞成人身依附关系；有的办事不靠组织而靠熟人、靠关系，形形色色的关系网越织越密，方方面面的潜规则越用越灵。有的干部信奉拉帮结派的‘圈子文化’，整天琢磨拉关系、找门路，分析某某是谁的人，某某是谁提拔的，该同谁搞搞关系、套套近乎，看看能抱上谁的大腿。”显然，“党内不允许这种不良风气蔓延，宗派主义必须处理，山头主义必须铲除”，“不允许搞团团伙伙、帮帮派派，不允许搞利益集团、进行利益交换。”这彰显出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对根治“圈子腐败”的坚定决心和果敢态度。

县域政治如同一个关键节点，上连中央，代表国家政权；下通乡土，关联广大人民群众。处于这种节点状态中的县域政治，往往容易受“熟人社会”的影响，形成“熟人政治”。对于这种人际关系结构，费孝通先生曾将其描述为“差序格局”。“好像把一块石头丢在水面上所发生的一圈圈推出去的波纹。每个人都是他社会影响所推出去的圈子的中心。”正因如此，在有的县域极易形成一张张盘根错节的关系网。调研发现，在少数县域，一些人自觉不自觉地被裹挟到各种圈子中。一些被查处者说，因熟人而成圈子、因圈子而成熟人是一些县域“圈子腐败”的前兆，很多腐败行为往往因此而生，政治生态的破坏也因此而起。从近年来查处的一些案件看，少数县域不断出现塌方性腐败、系统性腐败、区域性腐败，一个重要原因就是以各种“特殊利益同盟”和“共腐关系圈”为关联的圈子贯穿其中，使官商勾结、窝案串案等“圈子腐败”频频上演，给当地政治生态造成极大危害。

“圈子腐败”直接毒化县域政治生态。长此以往，必然败坏党风政风、社风民风。但是，治理“圈子腐败”不是一朝一夕的简单过程，而是一项复杂的系统工程，需要标本兼治、久久为功。这里的“本”乃是寻求文化的支撑。习近平同志多次指出：“党内政治生活、政治生态、政治文化是相辅相成的，政治文化是政治生活的灵魂，对政治生态具有潜移默化的影响。”政治文化对人的行为产生深层次的影响。作为整个文化大系统的一个子系统，政治文化所内含的价值标准对党员干部的行为有着强烈的规范和引导作用。长期以来，我们党在政治文化建设中大力倡导和弘扬忠诚老实、光明坦荡、公道正派、实事求是、艰苦奋斗、清正廉洁等价值观，这是政治生态风清气正的文化基础。因此，净化县域政治生态，必须把政治文化建设作为重要内容。要把思想理论建设摆在突出位置，引导干部群众认真学习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坚定理想信念，牢固树立遵守纪律的政治观念和政治意识。倡导“君子之交淡如水，为政之道清似茶”的廉政文化，根治“多一事不如少一事”“多栽花少栽刺”的圈子逻辑。在全社会着力营造良好的规则信仰和规则意识，让群众相信遵守规则能让社会变得更加美好，继而让“潜规则”退场、“明规则”起效，努力消除腐败文化。此外，还应加强对权力的监督制约，切断圈子腐败的命脉。

三、坚持县乡村多层级系统治理协同推进

恩格斯在阐述事物之间存在各种各样紧密联系的观点时提出，“当我们通过思维来考察自然界或人类历史或我们自己的精神活动的时候，首先呈现在我们眼前的，是一幅由种种联系和相互作用无穷无尽地交织起来的画面。”这就告诉人们，在分析事物发展时要注意各种因素的相互影响。政治生态亦是如此，它具有较强的受动性，与一个国家或地区的历史传统、风土人情等因素密切相关。因此，优化县域政治生态，必须坚持系统治理，县乡村协同推进。

推进县、乡、村政治生态协同治理。如前所述，县域政权处于承上启下的位置。它既受国家宏观政策的影响，又不能脱离于乡土社会的制约。在这种情况下，将县、乡、村三级政治生态看作一个整体并作统筹考虑是必须坚持的基本策略。笔者在与50多位县委书记、纪委书记监委主任、组织部长及其他干部群众个别访谈时，大部分受访干部都认为，推动县域政治生态建设应有系统思维，需要把县、乡、村统筹考虑。乡、村政治生态不好，不可避免地形成连锁反应，进而对全县政治生态产生传染。无数事实证明，单纯优化、重构县级政权本身的政治生态而忽略乡村这两级，并不必然地带来全县政治生态的好转与净化。县域政治生态建设必须县乡村多级联动，系统施策，全面治理。

着力优化乡村政治生态。当前一些乡村政治生态并不乐观。这集中表现在两个方面：其一，有的地方陈规陋习较为流行。陈规陋习对良好政治生态的破坏性不容忽视。比如，在国家扶贫资金等资源不断下沉的情况下，一些生活条件尚可的非贫困户，看到贫困户享受到各种优惠政策和生活照顾后，也要求被纳入“贫困户”，以享受各种扶持政策。有的甚至通过非法上访的渠道“讨说法”或编造莫须有的材料，诱逼基层政府予以照顾。这种“红眼羡贫”问题映射出的就是少数乡村政治生态正在遭受污染。其二，有的地方基层“微腐败”依然严重。近年来，中央重拳出击惩治盘亘在群众身边的各种“微腐败”，并取得显著成效。但是，个别地方围绕扶贫资金、种粮补贴、土地承包等方面仍存在各种各样的腐败。这些问题表面上是少数乡村干部的权力腐败行为，但实际上依然同一些乡村政治生态存在问题密切相关。

夯实乡村优良文化根基。要从淳化乡风、惩治“微腐败”的角度重点优化乡村政治生态，从而为县域政治生态提供有力支撑。淳化乡风并不是一朝一夕就能完成的，当前的重点是做好乡村公共文化供给，不给庸俗文化以任何可乘之机，继而让优秀的公共文化充裕群众的业余生活。在这里，做好优良家风传承是一篇可以大有作为的文章，值得探索。此外，还应加大群众身边“微腐败”的有效治理，特别是加强对一些地方基层扶贫领域中优亲厚友等不公平现象的处理和惩治力度，消除“红眼羡贫”现象的生存土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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