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习近平治国理政思想具有鲜明的历史思维特点

习近平是一位具有广博历史知识和深厚文化修养的马克思主义政治家，因此他的治国理政思想中具有浓厚的历史思维特点。我们学习他的系列重要讲话，不仅可以读到大量引自中外历史的典故、人物及其警句，而且可以读到他从历史的经验教训中得出的规律性的认识，并用以回答和解决今天的问题。

习近平的历史思维有什么鲜明的特点呢？

首先，习近平的历史思维是马克思主义的历史思维。习近平十分重视马克思主义哲学，不仅重视学习辩证唯物主义，而且重视学习历史唯物主义。事实上，他在组织中央政治局集体学习时，先学的就是历史唯物主义。他的历史思维贯通着历史唯物主义。他对中国传统文化包括对孔子的分析和评价，坚持的是历史唯物主义；他对近代以来中华民族复兴历史的分析和评价，坚持的是历史唯物主义；他对中国共产党历史包括对毛泽东的分析和评价，坚持的是历史唯物主义；他对改革开放以来的历史包括对改革开放前后历史的分析和评价，坚持的是历史唯物主义。坚持历史唯物主义，是习近平历史思维最大的特点。

其次，习近平的历史思维是揭示和反映历史规律的科学思维。马克思主义的思维方式，就是实事求是的思维方式，从来都是以揭示反映事物发展的内在规律，并用这种规律性认识作为行动向导为自己的使命。习近平爱好历史，不是为历史而历史，而是把人文和科学融于一体，注重从历史中修养人生，从历史中认识规律，并从人的素养提高和历史规律的把握中，认识中国今天和未来的发展趋势，作出治国理政的明智决策。

再次，习近平的历史思维是党中央以史为鉴治国理政的科学方法论。比如，他曾经说过：“中国人民对战争带来的苦难有着刻骨铭心的记忆，对和平有着孜孜不倦的追求。纵观世界历史，依靠武力对外侵略扩张最终都是要失败的。这是历史规律。中国将坚定不移走和平发展道路，并且希望世界各国共同走和平发展道路，让和平的阳光永远普照人类生活的星球。”以史为鉴，是中国史学的重要特点，习近平的历史思维继承和弘扬了这一传统和特点。因此，习近平的历史思维是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的，以认识和改造世界为己任的，融科学与人文于一体的，并用以党中央治国理政的辩证的历史的思维方式。

二、习近平的历史思维源自他的大历史观，有八个关于历史的重要论述

习近平为什么那么重视历史和历史思维？这跟他对历史的认知特别是他的大历史观有密切的关系。习近平是怎么看历史的呢？他的历史观有什么特点呢？在他关于历史的论述中，有八个重要论述。

这是他2015年11月3日在会见第二届“读懂中国”国际会议外方代表时说的。当时，他从天安门广场上的人民英雄纪念碑一组反映中国近现代史的浮雕讲起，指出我们提出中国梦，“它的最大公约数就是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习近平总是把我们已经做过的事、正在做的事、将要做的事，作为一个历史整体来考虑。2014年5月4日他在北京大学同师生进行座谈时说过：“一个民族、一个国家，必须知道自己是谁，是从哪里来的，要到哪里去，想明白了、想对了，就要坚定不移朝着目标前进。”他一再强调：“中国的今天是从中国的昨天和前天发展而来的。要治理好今天的中国，需要对我国历史和传统文化有深入了解，也需要对我国古代治国理政的探索和智慧进行积极总结。”把现在的事同历史的逻辑发展联系起来，并对未来的发展做合理的预测，这样把历史看作是一个整体和过程的研究和观点，我们称为大历史观。用这样一种大历史观来治国理政，是习近平思维方式的重要特点，也是他治国理政的重要特点。

这是他在2013年纪念毛泽东诞辰120周年座谈会上讲的。这一论断，强调的是历史的客观性。历史是客观的，是谁也不能任意选择和任意打扮、任意篡改的。什么叫历史？历史这一概念有两层含义：一是客观意义上的历史，即世界万事万物的时间存在方式。大到宇宙、生物、人类，中到民族、国家、政党，小到家庭和我们身边的各种事物，都有其时间存在方式，都有历史。二是客观世界在主观中反映出来的历史，即人对世界万事万物的时间存在方式的反映和记述。我们读到的历史书上的历史，我们称为历史科学的历史，都是这一含义上的历史。这两层含义的历史，是辩证统一的，而不是分割的独立的两类历史。第二层含义的历史，是一个研究过程，一个不断接近于第一层含义的历史的研究过程。正是在这样的意义上，我们强调历史是客观的，而不能任意选择和打扮、篡改的；同时又鼓励不断深化历史研究，鼓励历史研究中的百家争鸣。习近平的历史观，就是这样坚持历史客观性的辩证唯物主义历史观。

这一论断，是紧跟着上面这一论断讲的，强调的不仅是历史的客观性，而且关乎一个民族安身立命的基础。因此，我们更要敬畏历史、尊重历史，而不能随意丑化历史、糟蹋历史。历史虚无主义的要害，就是“否定老祖宗”“挖地基”，从根本上否定一个民族、一个国家、一个党。因此，学习和研究历史，不仅要懂得历史的客观性，而且要有历史的严肃性和庄重性。即使对历史问题开展百家争鸣，也要考虑“一个民族安身立命的基础”这样一个严肃的问题。

这里讲的“历史”，是反映和记录客观历史的历史学意义上的历史。这是他在2011年中央党校秋季学期开学典礼上说的。在那次讲话中，他还说过：“历史记述了前人积累的各种科学文化知识，记述了他们治理国家和社会的思想与智慧，记述了他们经历的成功和失败的经验与教训。”这三个“记述”说明了历史学的科学性。他强调了两点：第一，作为科学的历史，必须是客观历史的真实记录；第二，历史科学不同于一般的科学，是“百科全书”即前人各种知识、经验和智慧的总汇。这是迄今为止党和国家领导人对历史科学的最高评价。

他在强调历史学是科学的同时，还强调历史和哲学一样，都跟“智慧”相关。他在2011年中央党校秋季学期开学典礼上指出：“哲学是人类的智慧之学，历史是前人的实践和智慧之书。”习近平关于历史的这一看法，源自毛泽东的历史观。他说：“毛泽东同志在青年求学时期就曾说过：读史，是智慧的事。就是说：你要增加智慧吗？史书是不可不读的。”我们知道，在人的认知体系中，技能、经验、知识、智慧等等，智慧是最高的。在德国的一次演讲中，他还引用了德国文学家莱辛的名言：“历史不应该是记忆的负担，而应该是理智的启迪。”把历史称为智慧之书，是理智的启迪，是对历史本质的深刻阐述。人们把哲学看作是智慧学，就是强调哲学提供给人类的不仅是知识，而且是驾驭知识的智慧。但是如果把哲学仅仅看作是知识的科学体系，只是记诵原理，就会把哲学最重要的智慧学特点抹杀了。把哲学和历史结合起来学，把“智慧之学”和“前人的实践和智慧之书”结合起来学，从历史中获取启迪我们理智的智慧，就可以使我们成为不仅有知识，还有智慧的人。

这三句话，第一句话他是2014年3月28日在德国科尔伯基金会的演讲中讲的；第二句话他是2013年6月25日在中央政治局第七次集体学习时讲的；第三句话他是2010年7月21日在全国党史工作会议上讲的。这是从功能上来定义历史和党史，强调作为科学的历史是“教科书”。古人常讲：“前事不忘，后事之师。”习近平也多次引用过这句话。他在2013年3月1日中央党校80周年校庆的讲话中，还说过：“学史可以看成败、鉴得失、知兴替；学诗可以情飞扬、志高昂、人灵秀；学伦理可以知廉耻、懂荣辱、辨是非。”他从史、诗、伦理的比较中，阐明历史是“看成败、鉴得失、知兴替”的教科书。这对于担负着治国理政使命的领导干部尤为重要。因此，他强调领导干部要把学习党史、国史作为“必修课”。他说：“这门功课不仅必修，而且必须修好。”

这是他在2014年7月7日纪念全民族抗战爆发77周年时讲的话。他所说的“清醒剂”，指的就是历史不仅提供经验，还提供教训，这可以帮助人们在复杂的社会生活中尤其在治国理政中保持清醒。事实上，一个人也好，一个党也好，一个国家也好，不可能不犯错误，但是付出了学费必须有收获，不能重犯同类错误。这也是我们重视学习和研究历史的原因。把历史和党史定义为“清醒剂”，其意义就在这里。这显然也是从功能上定义历史和党史。

这是2013年7月他在西柏坡讲的。这个论断，不仅仅进一步阐明了党史是丰富生动的教科书，阐明了学党史的重要性，而且更为重要的是，他提出了怎么全面认识中国共产党的历史这一基本问题。在一些人看来，我们党在历史上犯过这样那样的错误，能不能成为我们的“营养剂”，是一个问题。因此，我们解释说，即使是错误也是宝贵的思想财富。习近平关于党史的论述中，也有这样的思想，但是更重要的是，他的党史观是大党史观，一是把党史放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历史中去认识和定义，二是把党史放到人民的探索和奋斗的历史中去认识和定义。他说过：“我们党领导的革命、建设、改革的伟大实践，是一个接续奋斗的历史过程，是一项救国、兴国、强国，进而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完整事业。”也就是说，中国共产党人的历史就是为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接续奋斗的历史，是救国、兴国、强国的历史。这样来定义党史，把党史放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大历史中去考察，就可以更好地认识党史，包括能够更好地认识党的历史上的成就和失误。他还说过：“中国共产党的历史是中国近现代以来历史最为可歌可泣的篇章，学习中国近现代史要特别注意学习中国共产党的历史。历史在人民的探索和奋斗中造就了中国共产党，中国共产党领导人民又造就了新的历史辉煌。”这样从人民的探索和奋斗史、从党与人民的关系来定义党史，并且突出“可歌可泣”四个字，可以更好地说明中国共产党党史的性质。用这样的大党史观来看党史，就可以体会到它确实是“最好的营养剂”。

综上所述，习近平治国理政的实践和思想中有一个非常深沉的历史内涵和思想内涵。这就是他一再强调的：“历史、现实、未来是相通的。”这是一种从宏观到微观、把过去、现实和未来联系起来考察问题、作出决策的大历史观。去年在全国哲学社会科学工作座谈会上，他明确指出：“观察当代中国哲学社会科学，需要有一个宽广的视角，需要放到世界和我国发展大历史中去看。”这种大历史观，不仅是我们观察哲学社会科学发展史和认识哲学社会科学重要性的大视角，更是我们立足中国、借鉴国外，挖掘历史、把握当代，关怀人类、面向未来，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大视角和方法论。因此，学习和研究他的治国理政思想及其历史思维，必须注意到并深刻认识他的这一大历史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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