随着经济全球化和区域经济一体化的程度不断加深，我国参与全球供应链的广度和深度也不断加强，在全球供应链和产业链中的地位逐步提升。当前，全球供应链体系已经形成，发展趋势不可逆转。对此，我们应以更加积极的姿态融入全球供应链体系，构建我国企业占据重要地位的全球供应链分工网络，提高我国全球供应链安全水平和参与全球供应链规则制定的话语权，打造竞争新优势。

一、全球供应链的内涵特征及发展趋势

全球供应链是指在世界范围内将从生产到消费的各个分散的环节有机整合起来，实现产品设计、采购、生产、销售及服务等全流程协同的经济组织形态。在数字经济蓬勃发展的今天，全球供应链的内涵特征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一是客户需求驱动。全球供应链以客户需求为起点，供应链核心企业根据客户需求，实施供应链计划、协调和控制，建立以客户为中心的数字化供应链网络运营体系，快速响应客户需求，确保更具弹性的用户体验。

二是全球配置资源。全球供应链是国际贸易和投资的重要载体，其核心企业通过国际贸易、国际投资和电子商务平台等，整合不同国家和地区的有效资源，在世界范围内进行原材料和零部件的采购，以及产品的研发设计、加工组装、物流和销售等供应链环节的组织和配置，实现全球供应链的有效运转。

三是大规模协同。供应链组织形式正在向平台型企业主导的方向延伸，平台使全球供应链协同与整合的流动性、依存性大幅增强，协同的深度和广度不断拓展，从过去的企业间、产业间在有限环节、有限流程的协同，走向跨行业、跨区域、跨国界的大规模供应链协同。

当前，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潮涌，大数据、云计算、物联网等新一代信息技术快速发展和广泛应用，推动着全球供应链加速重构，使全球供应链发展呈现出数字化、平台化、服务化等新趋势。

一方面，全球供应链迎来数字化变革。物联网、大数据、人工智能等新技术的快速发展和应用，推动供应链发展到与互联网、物联网深度融合的智慧供应链新阶段，数字化、网络化、智能化成为现代供应链的显著特征。数字化赋能使供应链呈现出大数据支撑、网络化共享、智能化协作的智慧化新特点，使供应链的协同效率大幅提高、成本显著降低。

另一方面，供应链平台成为全球供应链的新形式。随着现代信息技术在供应链中的应用程度不断加深，全球供应链的组织形式从原来以跨国公司主导逐步向平台型企业主导转化。以平台型企业为核心的跨行业、跨区域、跨国界的产业供应链平台，通过协同不同国家、不同区域、不同产业、不同企业实现资源整合、优势互补，聚合供应链交易服务业态，突破时空限制链接全球资源，构建紧密合作的全球供应链网络，实现一体化供应链运作，辐射带动越来越多的上下游企业向规模化、集群化、专业化方向发展。

与此同时，全球供应链服务外包趋势不断增强。随着供应链在企业间、产业间、国家间扩展和延伸，影响供应链质量的因素更加复杂，对供应链服务、供应链金融和供应链管理方案的需求日益增加，这些因素都促进供应链服务外包快速兴起，使供应链服务业态创新成为全球供应链发展的重要趋势。

二、更好融入全球供应链面临诸多挑战

改革开放40多年来，我国不断开放国内市场，坚持“引进来”和“走出去”并重，积极参与国际分工，融入全球供应链体系，中国制造和服务逐步成为全球供应链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

经过不懈努力，我国已成为联合国产业分类中工业门类最齐全的国家，拥有世界上最完整的供应链条。随着我国制造业快速发展和自主创新能力的提升，中国企业在全球供应链中的地位也不断提升。在创新方面，我国研发投入占GDP的比重增长较快，已由2012年的1．97％提升到2018年的2．18％。但也要看到，长期以来，我国主要是通过合同制造、外包代工、外包组装、贴牌生产、跨国采购等方式嵌入全球供应链，我国企业主要处于全球价值链的中低端和低附加值环节。当前，发达经济体的跨国公司依然是全球供应链的主导者。更好融入全球供应链、增强我国在供应链国际规则和标准制定中的话语权和影响力，仍面临诸多挑战。

一是缺乏具有国际竞争力的供应链龙头企业。从国际经验看，全球各行业领先企业均为供应链运作的佼佼者，作为供应链上的“链主企业”，他们能够整合、协同产业链上下游企业资源，形成自身的核心竞争力。相比之下，我国企业供应链管理水平相对不高、供应链竞争力还较弱。特别是由于我国各行业缺乏具有国际竞争力的大型企业，导致供应链上下游企业之间合作深度不足，供应链不协同的问题突出。

二是“走出去”企业合作意识薄弱、协同性不强。长期以来，由于我国服务业发展水平相对滞后，金融企业与物流企业、对外投资企业、外贸企业的协同不够，我国企业“走出去”主要以“单兵作战”为主，企业供应链上下游脱节，企业“走出去”的风险高、成功率低。随着我国服务业快速发展和信息技术广泛应用，金融企业、物流企业以及专业化供应链服务企业快速成长，但由于这些服务企业的国际经营经验不足，与“走出去”的制造企业依然难以实现有效协同。这已经成为制约构建我国企业占据重要地位的全球供应链的重要因素。

三是供应链基础设施和标准体系不完善。近年来，我国基础设施互联互通建设取得了积极进展，但部分地区交通、信息、通关等基础设施建设仍不完善，特别是我国综合交通运输体系尚未完全形成，物流节点衔接不畅，多式联运仍处于起步阶段，不同运输方式难以有效衔接，这都影响了供应链效率。同时，目前我国不同行业、不同环节之间的商品、信息标准不兼容，不同标准间数据传输和交互转换的中间型平台缺乏，也制约了物联网、云计算、大数据等技术在供应链管理中的应用。

同时需要注意的是，当前全球供应链正面临贸易保护主义的冲击，全球供应链风险增加。我国在供应链安全方面同样面临严峻挑战，对此需高度重视。

三、增强我国在全球供应链体系中的影响力

当前，供应链协同已经成为世界经济发展的重要特征，对此，我们要紧抓发展机遇、积极应对挑战，有计划、有步骤地推动我国企业深度融入全球供应链，建设协同创新的供应链，增强我国在供应链国际规则和标准制定中的话语权和影响力。

第一，从国家战略角度，加强顶层设计，尽快制定国家供应链战略规划。特别是在推动“一带一路”建设方面，可考虑加快研究制定“一带一路”全球供应链体系建设规划，系统开展中长期的供应链创新计划、智慧供应链行动计划、全球供应链安全计划、制造业供应链升级计划等，为我国更好融入全球供应链体系提供强有力的支撑。

第二，培育带动性强的供应链龙头企业。要提高我国在全球供应链体系中的话语权和影响力，就必须发挥领先企业的作用。要支持具有供应链上下游整合能力的跨国企业发展，培育一批主导全球供应链的领先企业，发挥组织、整合、生产和服务功能，带动技术、标准、产品和服务“走出去”，增强对全球供应链的整合能力；鼓励有条件的企业通过参与跨国并购、股权合作等方式，建立健全全球研发、生产和营销体系，提升产业国际化布局水平和运营能力；推动物流业、金融业与制造业联动协调发展，将生产、制造、销售和运输等环节与物流相衔接，形成配套的物流供应链体系和供应链金融体系，不断提升供应链服务“走出去”的能力。

第三，推动优势产业融入全球供应链体系。抓住“一带一路”建设和国际产能合作发展的机遇，推动企业深度参与全球产业链、价值链的竞争、合作与分工。推动“一带一路”产业合作由加工制造环节向合作研发、联合设计、市场营销、品牌培育等全球价值链中高端环节延伸；推进“一带一路”沿线边境经济合作区、跨境经济合作区、境外经贸合作区建设，鼓励企业设立境外分销和服务网络、物流配送中心、海外仓等，建立基于当地市场的供应链体系，提高全球范围内供应链协同和配置资源的能力。

第四，全方位推进供应链支撑体系建设。一是加快供应链基础设施体系建设。加强交通枢纽、物流通道、信息平台等供应链基础设施建设，推进跨地区、跨国界的基础设施互联互通，优化供应链基础设施网络。二是加快供应链技术标准体系建设。研究制定数据接口、通讯协议、语义标识等基础共性、通用技术标准，加强数据信息标准的兼容，促进供应链数据高效传输和交互，逐步实现供应链相关国内标准与国际标准对接，形成围绕中国产品供应链、中国企业供应链、中国供应链平台的供应链标准体系。三是加强全球供应链安全体系建设。鼓励企业建立重要资源和产品全球供应链风险预警系统，提高全球供应链风险管理水平，增强供应链弹性和快速修复能力。同时研究成立全球供应链安全评估机构，加强境外供应链安全预警与防范，提高企业在海外市场的风险防控意识和能力，提升全球供应链安全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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