回顾过去十几年世界经济的发展，我们不难发现全球化日益成为全球经济增长的重要引擎。全球化成为时代潮流有其内在的必然性，是市场经济发展和技术进步的必然结果。当今世界，包括中国、美国、欧洲、日本、印度在内的主要经济体都实行的是市场经济体制，尽管各具特色，但其核心内涵是一致的，即追求效率和以消费者为中心，由此形成了经济全球化发展的4大驱动力，并决定了经济全球化是不可阻挡的历史潮流：

一是资源配置优化驱动力。对效率的追求必然要求在更大空间尺度范围内配置资源，以取得最优的配置效率。以信息技术为重要内容的技术进步，降低了跨国沟通和信息搜寻等交易成本，支撑了各类资源跨越空间距离，以更有效率的方式组织起来，使全球配置资源由理论变为了现实，形成了各国经济“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全球化格局。目前在全球范围内配置的资源，不仅包括资金、劳动力等传统资源，也越来越多地包括技术、数据和信息等新的资源。

二是专业化分工驱动力。分工专业化程度的提高是经济效率的重要来源。近20年来，在技术进步的支撑下专业化分工的范围早已跨越边境，全球价值链分工成为国际生产模式的核心，各个国家依据其比较优势占据全球价值链的某些环节，并形成紧密的分工协作关系，共同做大全球经济蛋糕。据世界银行《全球价值链发展报告2017》估算，价值链贸易占全球服务贸易的70%、货物贸易的三分之二。全球价值链和供应链对国际生产、贸易和投资产生深远影响，专业化分工更细、更有效率，全球市场彼此的依存度就越高。

三是规模经济效应驱动力。规模经济效应是效率的另一重要来源。形成无壁垒的全球统一市场是规模经济的极致。借助制度安排与技术进步，“无国界”开展经济活动已经越来越成为现实，成千上万的企业可以“卖全球”，各国消费者可以方便地“买全球”。正是由于全球化生产和消费带来了规模经济效益，各领域科技创新成果能够迅速以较低廉的成本得以应用，使更多人能够享受现代文明成果，不断改善生活的质量。

四是需求多样化驱动力。市场经济条件下，生产是受消费牵引的。随着全球收入水平的提高，消费者的需求也日益多样化，一国的生产和供给体系越来越难以满足这种多样化需求，因而需要全球化的多样化的供给体系。可以看到在不少产品领域相互贸易规模巨大，如不少国家既是汽车出口大国也是汽车进口大国，这正是受消费者需求多样化驱动的结果。全球化成为促进消费者福利最大化的重要路径。

然而，令人遗憾的是面对全球化这一必然趋势，曾自诩为“自由市场经济旗手”的美国却逆历史潮流而动，做了大量阻挡破坏全球化的事，一是到处挥舞关税大棒，大范围挑起贸易摩擦，导致经几十年努力得来的关税减让成果得而复失，全球贸易壁垒明显升高。二是破坏全球和区域贸易安排，“到处退群”，故意瘫痪世贸组织运作，并施加“长臂管辖”，以美国国内的法律取代国际规则。三是双边谈判中，恃强凌弱，漫天要价，极限施压，以丛林法则代替公平正义。四是美国政府对正常企业搞禁运和禁止美元交易，严重破坏全球供应链和交易体系。

美国一意孤行阻挡经济全球化的行为，损人不利己，注定是一个“多输”的局面。首先，美国四面出击必然四面楚歌，乱打贸易战将引发各国不得已的反制反击，将导致全球经贸秩序紊乱和全球经济下行。近期，国际货币基金组织认为中美贸易战将在短期内使全球经济增速下降0.3%。世贸组织总干事罗伯托·阿泽维多也曾指出中美贸易战可能使全球经济损失1.9%。其次，美国反全球化将使全球包括美国自身的生产者和消费者都受损。各大经济体尤其是中美之间产业相互依存，任何单向制裁行为都会对美国造成极强的反伤作用。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最新研究指出，美国向中国输美商品加征高关税，造成的成本几乎全部由美国进口商承担。最后，美国政府号称要保护的蓝领阶层，实际上也将在贸易摩擦中受到伤害。美国高昂的劳动力成本使得制造业回归并不现实，蓝领阶层并不能从贸易摩擦中获得更多的就业机会，但却必须承担消费品价格上升的成本。

当然，我们也必须看到全球化也有一些负面影响，如全球化的收益不能公平分享加大了收入分配差距、加剧了社会矛盾。但是，应该认识到，解决这些问题的有效方式和合理渠道不是搞逆全球化、以邻为壑，而是要坚持共商共建共享的原则，以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为目标，加强合作，共同应对。如要提高发展的包容性、共享性，就要有一定程度的财政资源保障，而在全球化条件下税收的可转移程度高，影响各国政府的税收能力，就要加强国际宏观经济政策协调，包括建立抑制海外避税的国际规则，联合开展反避税行动，减少避税天堂坐享其成、抢夺其他国家财政资源的现象。我们相信，通过各国的合作和努力，经济全球化完全可以在推动人类社会进步增进全人类福祉方面发挥更大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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