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0年3月初，中央政治局常委会召开会议提出，加快5G网络、数据中心等新型基础设施建设进度。4月1日，习近平总书记在浙江考察时强调，要“加快5G网络、数据中心等新型基础设施建设，抓紧布局数字经济、生命健康、新材料等战略性新兴产业、未来产业，大力推进科技创新，着力壮大新增长点、形成发展新动能。” 习近平总书记在陕西考察时又一次强调，要“推进5G、物联网、人工智能、工业互联网等新型基建投资，加大交通、水利、能源等领域投资力度，补齐农村基础设施和公共服务短板，着力解决发展不平衡不充分问题”。

何为“新基建”？2020年4月20日，国家发改委明确将“新基建”的范围界定为信息基础设施、融合基础设施、创新基础设施三个方面。

信息基础设施包括以5G、物联网、工业互联网、卫星互联网为代表的通信网络基础设施，以人工智能、云计算、区块链等为代表的新技术基础设施和以数据中心、智能计算中心为代表的算力基础设施等。

融合基础设施主要是指深度应用互联网、大数据、人工智能等技术，支撑传统基础设施转型升级，进而形成的融合基础设施，如智能交通基础设施、智慧能源基础设施等。

创新基础设施主要是指支撑科学研究、技术开发、产品研制等具有公益属性的基础设施，如重大科技基础设施、科教基础设施、产业技术创新基础设施等。

从新基建的内容指向上看，基本涵盖了第六次技术革命浪潮中的新兴产业，从“一智一网”到新能源和新交通。

这些新基建领域的基本特征是：第一，产业链涉及范围广。如5G建设包括了芯片、器件、材料、精密加工等硬件以及操作系统、云平台、数据库等软件；特高压涉及直流特高压和交流特高压，交流特高压又涉及高压变压器、互感器等数十个产业。第二，产业间的协同效应强。如5G、工业互联网、人工智能、云计算、边缘计算以及数据中心之间也存在着强烈的相互需求，产业间的互为需求将形成一种产业间的循环拉动效应，有助于提升产业竞争力。第三，渗透效应强，新基建在拉动新经济形成规模的同时，对传统产业尤其是传统制造业也将产生渗透效应。

新基建对“引爆”以数字经济、纳米技术和新能源为代表的新一代技术革命浪潮具有不可或缺的基础性作用。从第一次工业革命以来，每一轮技术革命浪潮都是多部门的协同性爆发增长，而不是个别产品和部门的单点突破。其中，生产廉价、及时且被普遍需要的关键要素产品的，被称为动力部门，如铁、煤、石油、芯片等；大量使用关键要素作为生产投入的被称为支柱部门，如蒸汽机、内燃机、汽车、计算机等；而围绕着动力部门和支柱部门衍生出的相关部门则被称为引致部门，如各种修理服务、批发零售等。但这些部门之间能否形成互为需求的产业协同，并不仅仅取决于关键投入部门的突破性进展，也取决于与这一轮技术革命浪潮相适应的基础设施的完备性，如交通运输和信息通讯基础设施等。正是依赖于基础设施部门的支持作用，每一次技术革命浪潮的技术、产品和服务才能从潜在的可能性变成现实的经济活动，才能实现从局部到整体的扩散。

作为重要的基础产业和新兴产业，“新基建”不仅对应着巨大的投资需求，也对应着巨大的消费需求，是实现中国经济高质量发展的重要引擎之一。例如， 5G基建不仅需要大量的无线主设备和传输设备，如光模块、基站射频，其终端产品也具有广泛的消费需求，预计 2020-2025年5G可直接拉动电信运营商网络投资1.1万亿元，拉动垂直行业网络和设备投资0.47万亿元。与此同时，5G建成后可实现多场景结合，如超高清流媒体（视频、游戏、VR/AR等）、车联网或自动驾驶、网联无人机等，其商用将带动1.8万亿元的移动数据流量消费、2万亿的信息服务消费和4.3万亿元的终端消费。

基础设施具有很强的正外部性，一般投资规模巨大、投资周期长，且往往涉及多部门协调和互补性投资，因此在每一次技术革命浪潮中，这类公共物品通常由政府投资或主导供应。美国经济史的研究表明，在第一次工业革命的蒸汽铁路时代，通过《宅地法案》，美国政府在1850—1870年的20年时间里，将美国大陆面积的7%免费划拨给了铁路部门，用于发展铁路和开发西部，其结果是，1870-1900年，美国总铁路英里数增加了4倍。在第二次工业革命的电气化时代，尽管美国城市供电的输电线路由私人企业出资，但在意义更为深远的郊区化过程中，电网线路则是由联邦政府通过农村电气化管理局出资建设的。在第二次工业革命的摩托化时代，美国政府出资承建了造价约250亿美元、总长达4.1万公里的洲际公路系统，使美国的生产力在20世纪50年代提高了31%，60年代提高了25%。中国数字经济的快速发展，同样也遵循了这一逻辑。正是国家主导的卫星系统、移动互联网、4G网络等电信基础设施的建设，才使中国的移动支付、门户网站和电子商务等数字经济得以飞速发展，不仅极大改变了人们的生活方式，提高了生活的便利程度，也通过渗透效应促进了传统部门的信息化。

新基建之新，不仅在于投资领域集中于新部门，而且相较于有形的设备投资，科学的制度体系建设同样也是新基建的题中应有之义。从某种意义上来说，适应新经济的制度体系的建设和完善更为重要，无论是从其公共物品属性还是从其全面促进经济发展的效能上而言，都堪称一种“制度基础设施”。通过制度创新，不仅可以使新基础的投资更有效率，也能解决新经济发展中的各种制度性瓶颈，从而有效地提高基础设施建设乃至整个新经济部门的效率。20世纪20年代，美国政府强制推行工业产品度量体系，规定了各种产品零配件的标准化尺寸，这一制度措施为日后的福特制大规模生产奠定了基础，美国在二战期间的大规模武器制造和战后黄金三十年的繁荣，都与这一制度体系有着直接的关系。

新基建的意义不仅在于通过提供基础设施推动相应的新经济部门快速发展，更重要的是使经济社会不同领域，使更多的国民获得普遍化的新经济红利。在此轮技术革命浪潮中，数据无疑是最为关键的生产要素，但数据要素具有特殊属性，不能简单套用之前任何一种生产要素的激励和约束规则。数据要素存在互补性和专用性，也存在规模经济和外部经济，有效的数据往往依赖于多主体的系统生成，其生产效率既依赖于基础设施的匹配程度和建设水平，也依赖于企业的创新投入，其生产和使用效率往往涉及多个产权主体和多种异质性数据，既要避免数据垄断，打破数据壁垒，又要激励创新性的数据生产和数据使用。如何通过适宜的制度建设和制度创新，如数据要素相关的产权制度、数据的标准体系、数据的安全监管体系等，扩大数据要素的正外部性，提高数据生产和数据综合利用的效率，是放大数字生产要素效能的根本保证。

以人工智能、大数据、生物科技为代表的第六次技术革命浪潮所对应的新型基础设施基建不仅在具体项目和对应领域上不同于传统基础设施，而且其系统复杂程度也完全不同于历史上的公路、电网、航线，其具备最终基础设施功能的产品往往混合了公共物品、私人物品和准公共物品的多种属性。严格区分新基建项目中投资领域的经济属性，实施精准高效率建设，是提高投资效率避免重复建设和挤出效应的关键。以新基建的5G基建为例，基站、规划属于公共物品，应由政府投资，但终端运营、5G手机就不属于公共物品，应由企业投资。工业互联网涉及工业控制、工业软件、工业网络和工业信息安全，涉及门类广、产品多，针对不同行业在智能制造上软硬件难以实现有效的互联互通互换的难题，政府更应着力于制度这种“软”基础设施的建设，如工业APP的标准制定、工业互联网的平台建设等，通过制度创新解决标准体系、知识产权、开源开放等发展瓶颈。

新基建之新，还在于为提高中国经济的强度和韧性提供了新机遇。经过70多年的发展，中国已经成为世界上最大的制造业国家和工业门类最为齐全的国家。但在规模不断扩大的过程中，也暴露出产业基础薄弱、产业协同性不强、产业链附加值低的弊端，核心技术和知识产权受制于人，既在经济安全上削弱了中国经济的安全“强度”，也影响了产业链、供应链的“韧性”。这一困局也出现在新基建领域中，以工业互联网为例，当前高端PLC、工业网络协议市场、高端工业软件市场等仍被国外厂商垄断，边缘智能和工业应用开发等关键技术瓶颈突出。而新基建蕴含的巨大投资规模和产业协同效应，为锻造中国经济的强度和韧性提供了前所未有的机遇，也为实现关键技术和关键产品的自主创新这一目标提供了有利条件。如何协同国内企业创新资源，引导创新集聚和需求拉动，同样也需要新基建出“新”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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