材料1：

在疫情已经非常敏感的1月底，一名患者前往中部某市的一家大型医院就诊，CT显示患者双肺感染性病变，但医院未对其作新冠肺炎疑似排除，一直被放在呼吸内科住院治疗，治疗近20天，密切接触医护人员、其他患者等共计约70人。直到2月上旬，该患者转入附近一家知名医院，才被确诊患新冠肺炎。

多名基层干部表示，连专业的医院都出现这种失误，说明在应对公共卫生突发事件时，从专业机构到普通政府部门、再到社会公众，应对意识、应对机制都存在一些问题。

“在日常工作中，地震、消防等演练还多少有些，疫情方面的演练基本上没有。不管是党员干部演练还是群众演练，组织方式和措施几乎没有。基层党组织对疫情防控的专业知识几乎为零。”北方某市组织部门一名干部表示，基层防疫专业知识薄弱，应急反应迟缓。

一名基层干部反映，镇村即使有突发事件应急方案，操作性也普遍不强，而且很少演练，或者演练走过场。“我原来在镇上工作，镇村仅有防汛应急方案，一年演练一次，大都是拍照片做样子。这次疫情发生后，县镇通知全体干部立即上班，但未提前谋划工作分工，大家一团乱，不知道该做什么。”

专家指出，十几年前制订的《国家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应急预案》宏观指导有余，细节规范不足，预案的实操性和时效性没有迭代升级，才导致本次疫情来袭时，“虽有预案、演练，效果却不尽如人意”。

一位公共卫生研究专家告诉记者，非典后，从国家到地方县区都建立了传染病疫情或者突发公共事件应急的预案，但存在省级抄中央、市抄省、县抄市的问题，缺乏结合本地实际的细则，机动性、灵活性不够，想用的时候没什么用。地方政府更多等待上级指示，过多依赖上级决策。

同时，此次疫情还暴露出应急物资储备不足的问题。“各社区都没有准备应急防护物资的意识。”安徽合肥市蜀山区笔架山街道党工委委员高理龙告诉记者，大年三十那天，防疫工作已经很重了，街道工作人员还没有口罩，后来找朋友帮忙才买到一些。

南方某省组织系统的一名干部介绍，总体来看，省级层面的物资储备情况要好一点，市州一级的物资储备严重不足，县以下更不用说了。比如，这次疫情发生后，口罩基本上买不到，各大医院储备都不多。

据了解，市州一级的物资储备职能，机构改革后多数划给了粮食局。不过从现实情况来看，粮食局基本还没有履行这一职能。“储备物资需要经费支撑，对于财政不好的地区，难度较大。而且一般的物资储备，只注重粮食、帐篷、棉被等自然灾害发生后所需的东西，医疗物资储备基本是空白。”上述干部说。

专家表示，面对突发的公共卫生事件、重大灾难灾害等，政府要能够做到有序应对，知道重点做好哪些工作，物资如何调度，经费如何保障，舆情如何应对，群众如何安置，这需要一整套应急体制机制。目前，我国这方面还不健全，已有的一些制度规定落实也不太好，需要尽快完善。

材料2：

突发事件中，对专业力量的渴求是急迫的。此次疫情暴发初期，武汉患者一窝蜂挤进大医院，导致恐慌情绪蔓延，增加交叉感染风险，就是基层医疗力量和服务能力薄弱的后果。

黑龙江省一位县城医院的院长表示，过去十年，基层医院硬件建设得到加强，但骨干人员流失严重，业务能力下降，社区、村医、乡镇卫生院的治疗能力弱化。“我们这有的村都没有村医了，也不知道排查是谁在做。”黑龙江一名基层干部说。

在四川西部一个偏远农村地区，该镇卫生院只有10多个医护人员，但要负责镇上几万人的疫情医疗需求，尤其是一些疑似病例，镇上缺乏防护措施，也缺乏诊疗条件，必须要往上转运。

一名基层干部表示，患者转到上级医院后仅仅做一个排查，排查后不符合疑似病例，需要居家隔离，患者又得转回来，不仅浪费了人力、物力、财力，还可能加大疫情传播风险。

记者调研发现，这种情况并不少见。基层医疗机构服务能力普遍不行，做不了相关检查，也没有能力判定就诊的患者算不算疑似病例，只能向大医院集中，分层分级处理难以实现。

同时，此次疫情也暴露了传染病防治人才培养上的欠账。记者注意到，目前各级疾控中心在招聘预防医学公共卫生专业人员时，由于报名人数太少，大多免去了笔试而直接面试。由此可见这一领域专业人员的匮乏，如今是“人到用时方恨少”。

有专家告诉记者，按照传染病防治法要求和规定，每个市都应当有专门的传染病医院，每个县都应当有传染病科。可是疫情过去后，传染病院就陷入窘境，难以为继。“这就造成整个传染病专业队伍建设和应急储备陷入一个怪圈——有事情，政府重视，投资多，发展起来，应对能力提升；不发病，没事情，受冷落，专业队伍流失；再出事情，政府再重视，再增加投资……”

值得注意的是，应急体系的主力还是基层干部，但基层不仅缺人手，更缺乏应急处理的专业能力。

不久前，西部地区一个镇派出所的10余名民警全部被隔离，与此同时该镇党委书记、副镇长等多名干部也被隔离。原来，当地民警上门对村民开展防疫宣传、教育、筛查时，因为防护措施不到位，民警也没实施分餐，在一名村民被确诊后，该镇党委书记、副镇长、民警等都成了亲密接触者。

“镇一级干部抽调到县级部门的人员太多了，乡镇面对突发事件人员调配难度大，许多干部身兼数职，分身乏术；村一级支书、主任一肩挑后，职数减少，不少事情还需要驻村干部帮忙。”有基层干部说，基层应付日常工作都嫌人少，应急专业力量更别提了。

材料3：

“这次疫情像是一场风暴，风暴过去了才知道谁在‘裸泳’。”秦巴山区的一名县委书记说，这次疫情暴露出基层干部群众防护意识、科学素养、卫生素养等较差，应对疫情这样的公共突发事件缺乏主动性、自觉性、警惕性。

记者采访了解到，这主要表现在三个方面。

一是部分群众麻痹大意，觉得无所谓，不配合、不服从应急管制。“村里虽然设置了卡点，但一些不听劝阻的村民该出去还是出去。”西部地区一个村庄的疫情防控志愿者陈东说，一些村民不仅不戴口罩，没事还到处跑，有村民甚至说：“反正我们这里又没人得病怕啥子嘛，该死的还是得死……”

老年人等重点人群防护意识尤其松懈。四川内江市隆昌市界市镇党委书记程薪洁说：“现在农村老年人还是有不少出来不戴口罩的，他们觉得没有什么。”四川雅安天全县一位老人更隐瞒自己途经武汉回天全的事实，造成100多名相关人员密切接触。

不配合卡点检测，硬闯的人也不少。湖北男子叶某驾车经过疫情监测点时，不仅拒绝检测，而且多次辱骂防控工作人员；成都男子陈某经过疫情检测点时，拒不配合身份登记，并与志愿者发生冲突；北京男子支某某驾车进入小区时，冲撞疫情防控检查站，造成2人受伤……类似的新闻不时可见。

二是科学素养不足，导致群众防护方式不对或走极端。南方某省组织系统一名干部说：“平时，对群众防疫知识的普及不够，相关宣传和培训很少。比如戴口罩，好多人都不会，有的分不清正反面，甚至还有人把鼻子露到外面。”

钟南山院士等权威专家指出，在户外人少的地方可以不戴口罩，但一些地方在疫情防控中无视科学防护建议，无限加大防控力度，力求“不留死角”，有人在空旷无人的小区跑步没戴口罩被强制隔离，有小区业主下楼遛狗，防疫人员将狗打死……

三是遇事容易慌乱，盲从跟风现象频发。今年1月底，“受疫情影响大米将紧缺”谣言在网上流传，导致福建莆田部分乡镇、街道的居民前往超市、商铺哄抢大米。一时间小范围内出现市场恐慌，少数经营者哄抬民生物资价格。当地发改委和市场监管部门不得不反复辟谣，才止住群众哄抢物资行为。

从非典期间抢购药品和粮食、2011年日本福岛核电站事故后抢盐、2013年预防Ｈ7Ｎ9病毒抢板蓝根，到这次抢蔬菜、抢方便面、抢双黄连……一遇突发事件，不少群众就慌了神，不知道该干啥。

“有的群众一开始比较紧张，甚至过度紧张，但又缺乏耐力，过不了多久，侥幸心理就开始滋生。”北方某市组织部门一名干部说，这两种心态都容易出问题。总体来看，群众对突发公共卫生事件、突发灾难灾害缺乏知识储备，政府平时对群众的灾难教育和应急演练都需要加强。

材料4：

最近，家住北方某省份一城市社区的小王频繁接到自称是社区工作人员的电话，对方在电话里极尽热情，又是问最近身体怎么样，又是关心最近出没出门，然后登记这信息、登记那信息。

对于社区突如其来的周到，小王却很难买账：“我入住这个社区已经6年了，从来没有工作人员联系过我，更别说关心了。这次社区向邻居打听，才问到我的电话号码，来电还要先问我的名字怎么写，身份证号码是多少……这些最基本的居民情况，社区这么多年来一点都不了解吗？”

在此次疫情防控工作中，社区的任务十分吃重。许多小区实施封闭式管理后，居民尤其是老年人需要的医疗、送餐、购物等需求不能得到很好满足，凸显了社区服务能力的薄弱。实际上，不少社区工作者反映，排查测温都缺人，更别说提供服务了。

广西南宁市江南区江南街道五一中路社区位于老城区，是一个商贸场所、出租人口、回迁户集中的社区，总人口超过16000人。辖区内29个小区中12个没有物业管理，其中10个连门卫都没有。

社区居委会主任覃明伟说，社区工作人员包括网格员25人，居民小区的4名退休党员做志愿者，还有街道办事处下来的6人。“29个小区设置了29个检查岗，有物业的就由物业公司负责，没有物业的就由社区的人去守，人员严重不足。”

此外，有的易地扶贫搬迁形成的移民社区，社区服务“留白”之大，更让人不安。

西部某县一名干部说，他们县城和镇上都有集中安置点，但这些新社区往往缺少必要的物业配套，小区管理者对搬迁户自哪里迁来并无了解，无法有效配合小区所在镇村开展疫情防控。同时，这些新社区配套服务功能几乎空白，买个菜都没地方，必要的出入限制等防控措施也就很难落实。

与之形成鲜明对比的是，服务能力强的小区，即使在武汉也能独善其身。据媒体报道，武汉华大家园小区每天定点给居民送菜，集中给业主圈存煤气卡，把米面油和菜送到住户家门口，给小区住户发预防中药、口罩和消毒水。该小区共有1766名住户，截至2月7日，无一例感染，无一例疑似，被网友称为武汉洪山区最牛小区。

可惜这样的小区并不太多。“社区服务远远没有跟上经济社会发展的脚步。”云南省社科院社会学研究所研究员樊坚说，根据有关调查，居民最希望社区提供的服务项目前五项依次为：医疗保健服务、社区治安服务、便民利民服务、老年人服务和劳动就业服务。如果这些服务功能日常就齐备、健全，此次疫情的防控当是另一番景象。

材料5：

在疫情防控中，武汉等形势严峻地区采取封城、封路等措施可以理解，但一些疫情比较平稳的地方“一刀切”式使出封字诀，封村、封路、封小区、封门……甚至在中央强调要求统筹做好疫情防控与经济社会秩序恢复后，仍有不少地方一封了之，影响群众生活、企业复工。

网上曾接连爆出各地强制封路限行造成一些人有家不能回、在路上流浪十几天的极端案例。孙女士向记者反映，她从一个地级市开私家车回老家农村，本人体温正常，也无湖北接触史，但由于道路封堵进不了，返程时高速口封闭下不去，被困在路上。

有的地方出台“外地人没房产不准回小区居住”等规定，导致一些租房客回不了城。一些租房客表示，本想尽快投入工作甚至参与防控物资生产，但一纸禁令让他们回不了城。

“我们自己的车出不去，外地的车也进不来，每天摘1000斤左右的草莓急等着卖也没有人来收。”安徽省合肥市包河区大圩镇一位草莓种植大户说，自己种了20亩的鲜草莓，正月正值草莓上市销售关键时期，如果出村回来要被隔离14天，外地车辆也得隔离14天，这一季大概率是要赔本了。

某农业大县的蔬菜行业协会理事长说，蔬菜基地分布在不同乡镇，只要不是本村人，车子跟人都进不去。“工人雇不到，蔬菜运不出，菜烂在地里，城里的经销商急得跳脚，菜农急得掉眼泪。”

目前，交通运输部已出台“一断三不断”原则（坚决阻断病毒传播渠道，保障公路交通网络不断、应急运输“绿色通道”不断、必要的群众生产生活物资运输通道不断），各地物流问题得到缓解。但记者采访了解到，有的地方政策落实并不理想。

有企业负责人反映，内蒙古、河北等地部分牧场出现原辅料供应不足难题，奶牛日常生存难以为继。主要原因有三：一是对饲料运输等车辆虽然不拦，但需要通行证，而“通行证要村乡县三级审批”；二是各级政策执行标准不一致，有些乡镇对省里通行证和保供证明不认可，只听从当地指令；三是司机进出得执行14天隔离政策。

有基层群众反映：“防疫安全是要保证，但不能简单粗暴，我们各方面都没问题，你还不让我们进出，那叫懒政，那叫治理无能。”对此，不少基层干部也感到委屈：“疫情防控，责任如山，我们如果有更好的办法，何至于此？”

除了封字诀，各地防疫中还出现了一些粗暴野蛮的做法，如有人在自己家里打麻将被防疫人员扇耳光，有人在空旷农田劳作未戴口罩遭防疫人员殴打，有人下楼遛狗结果狗被防疫人员打死……这些极端案例虽然没有普遍性，但也是基层治理缺乏柔性手段、法治思维的体现。

专家认为，无论是日常管理还是应急管理，都要综合施策，坚持自治、法治、德治相结合，此次疫情防控中简单粗暴的方式层出不穷，暴露出基层治理办法不多、资源不足的困境。

材料6：

此次抗疫过程中，湖北红会连续多日处于舆论的风口浪尖。当时，疫情如火，前线各种物资急缺，全国各地捐款捐物十分踊跃，作为在武汉接收发放救灾物资的主要单位，湖北红会却接连爆出负面消息：口罩没发给最需要防护的医护人员、一些前线急需的物资躺在仓库睡大觉……舆论一片哗然。

面对铺天盖地的效率低下、组织混乱、颟顸无能等指责，武汉红会的领导不无委屈地说：“武汉红十字会只有10个人，湖北省红十字会有20多个人，人手非常紧张。”这充分暴露了在组织动员社会力量参与应对突发公共事件方面，人力不足、渠道匮乏的问题。

面对这一形势，当时舆论呼吁，积极引导社会组织参与，不能简单一刀切地指定官方机构垄断捐赠物资的接收发放。可是，当地政府对社会组织并不信任，表示“对绕开红会直接向有关单位捐赠的防护用品，凡涉嫌违法违规的行为我们将依法处理”。

这种态度在基层并不少见。部分地方政府对突发公共卫生事件的预防演练无暇顾及，或不知道怎么做，又不信任在这方面有充足经验的社会组织，造成必要的民众教育无人管，重要的防疫设备不知怎么用。

还有的地方，明知自己能够调度的物资与运输力量有限，保证辖区居民生活必需品供应都有困难，却始终不放心外来援助力量，最后有条件的居民只能自行借助互联网发起互助。

可以说，不愿向社会力量借力，不会与社会力量合力，是当下基层治理中一个较为普遍的问题。据了解，湖北、武汉红会也招募了大量志愿者投入抗疫，但这些志愿者多是临时性的，热情有一腔，专业能力却不足，多数只能做一些辅助性的工作。显然，这不是整合社会力量长效的、可靠的机制。

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员潘屹说，疫情暴发往往事属意外，如果没有在平时就形成的沟通机制，关键时刻想找到合适对口的社会力量不太容易。

同时，这次疫情大考，也反映出社会工作者的专业水平不够理想。专家指出，如果长期忽视社会工作者队伍的有效培育，基层的许多工作，尤其是抗疫严峻形势下显得刚性十足的工作，开展起来就缺少必要的润滑剂，群众不容易理解和配合，党委政府费了很大的劲，最后结果可能并不如意。

安徽界首市市长何逢阳认为，非常时期，尤其要加速推进治理思维由传统的层级式行政管理向现代的开放协作式治理模式转变。而真正的协作与共治，需要一定程度的分权，社会组织能够在参与各级政府决策方面发挥一定作用，转变才有希望。

材料7：

联防联控、群防群治，既是我国制度优势的具体体现，也是我们防控疫情的关键举措。

记者在调研中发现，在不少城市，社区组织行政化严重，社区干部事多人少，且忙于应对上级派下来的各项任务，平日与社区居民不熟悉，疫情发生后，社区干部缺少动员力和组织力，形成“党员干部往前冲，群众拎着板凳看”的尴尬局面。

记者在中部的一个大型社区采访时，了解到这个社区管辖范围包括多个住宅小区，为了强化疫情管控，上级要求社区干部下沉一线，但下沉后就有了新的问题：部分社区干部由于和群众不熟悉，在开展排查工作时，连住户的门都敲不开；有社区干部希望征集志愿者参与门岗的体温检测、物资搬运等工作，但业主很少有人响应……

疫情发生后，大多社区干部从大年初三就结束休假，日夜轮流在小区门口值班。有基层干部说：“疫情需要群防群控，而不应该党员干部干，群众揣手看。”

在乡村，类似的问题同样存在。“现在基层网格的网眼过粗，过大，难以精确抓到疫情中的‘小鱼’，有点撞运气的感觉，这非常令人担心。”西部地区一个街道的党工委书记说，连日来他精神高度紧张，生怕辖区内出现一个扩散性传染病例，受到上级追责。

“好几个村合并成一个行政村，好几个村民小组合并成一个村民小组，一个村民小组长过去管100个人，现在管七八百人，人都不熟悉，你说这个小组怎么开展工作？”该街道党工委书记说，赶上现在又是春节，村民的流动性很大，这给防疫带来更大挑战。

面对这种状况，多位受访群众表示，社区干部要多和群众接触，不然和群众肯定会有距离。记者了解到，一些平日里志愿服务活动、业主委员会工作开展比较好的地方，情况大不一样。中国好人、武汉好人圈协会会长侯立新介绍，有的小区，志愿者报名踊跃，成为强化防控工作的重要支撑力量。

城乡社区是社会治理的基础单元，当前不少社区工作人员专职化，拿固定工资，上班坐办公室。一些专家认为，这种变化有它的合理性，但也有明显弊端。一是为减少开支，社区工作人员数量可能被压缩；二是既然从政府拿工资，社区组织的行政化问题也可能加剧。

现实中我们看到，出于社会管理的需要，“上面千条线，下面一根针”，不少社区本来人数就少，可上级安排的事务接连不断，大量事务积压到社区，导致社区调查报表多、台账资料多、会议活动多、证明盖章多、检查考核多，几乎无暇履行服务群众的职责。其不良后果在此次抗疫中充分暴露。

武汉大学社会学院教授吕德文说，现在不少基层社区留痕能力是越来越强了，但真正遇到问题时，深入群众动员群众组织群众的能力越来越弱了。

材料8：

在此次疫情防控工作中，各地各级都成立了疫情防控领导小组，但不少领导小组难以对防疫工作进行有效统筹，基层工作人员因此疲于奔命，充分暴露了基层部门打架、地区各自为政等问题。

西部省份一位宣传部门负责人告诉记者，他们县成立了疫情指挥部，并下设不同组，但组与组之间缺乏沟通，实际上仍然各自为政。“就拿防疫与检测工作来讲，指挥部统一安排后，其他部门依然安排本部门、本行业的防疫及检测。基层人手本就不够，各部门再各吹各的号，就更乱了。”

“同样一个数据，由于发文件收集数据的部门不同，收集数据的人就不同，结果也不一样，数据打架现象严重。”三峡库区一名政法干部说，一次县里在收集疫情相关数据时就出现这个问题，不得不重新安排收集，一天之内先后让基层报了4次数据，基层的不满可想而知。

部门打架也给普通群众带来困扰。武汉大学社会学院研究生周新成和他的同学作为武汉返乡人员，在春节期间频繁被各方核实信息，有天早上3个不同的部门上门量体温。

此外，一些企业负责人告诉记者，对复工的企业，疫情防控指挥部已有了统一复工生产的要求，比如量体温、戴口罩、勤消毒等，但不同行业部门和不同地区有的也下发了复工生产要求，与指挥部的要求不尽相同，这种做法既增加了基层干部负担，也让企业无所适从。

厦门市多家中小企业人力资源部门负责人反映，近期，厦门市的文件通知显示省内其他地区来厦务工人员，只要有在当地的居家隔离和相关健康证明，来厦门后可以不用再重复隔离。但是一些区和街道自行加码，最后变成只要是外来人员都要进行隔离，导致企业开工率严重不足，想开工也有心无力。

北方某地级市组织部门一名干部认为，导致部门打架、地区打架的原因，主要是本位主义作怪，考虑自己的多，顾全大局的少。中央农办专家委员、湖南省委“三农”工作专家组组长陈文胜说，成绩面前，各个部门、各个地方都想刷存在感；一出问题，大家都想把责任撇干净，打的都是自己的“小九九”。

就拿表格报送来说，中部某省的多名基层干部反映，卫健、应急、妇联、教育、组织、民政、农业农村以及县委办、县政府办等，都会各自制作一份或几份表格，填写信息基本也是一回事，但为了突出本部门的特色，又要单列几项，制作成另一张表格。“都是上级部门，哪个都得罪不起。”

广西区委党校教授凌经球说，这些问题平时就有，抗疫时更是集中爆发。既然是防疫战，就应该政出一门。就好比打仗的时候只有司令员才能发布命令，如果参谋部、政治部、后勤部都可以发布命令，仗怎么能打好？

材料9：

在突发疫情面前，公众对新型病毒的认知、对防护措施的了解有限。未知带来恐惧，恐惧滋生谣言，信息公开是谣言最好的消毒剂，可以减少公众猜忌，提升公众的安全感。

记者调研发现，此次疫情防控工作中，一些地方及相关部门信息发布迟缓，渠道不畅，导致谣言满天、恐慌蔓延，暴露了基层在信息管理和舆情应对上能力不足、办法不多的问题。

西部某市确诊了两例病例，当天内部的红头文件就在当地传遍，患者的身份证号、家庭住址等人尽皆知。第二天，官方正式通报这两例确诊病例时，竟写错了患者的家庭所在地，最终靠网友及时反馈，才得以更正。对此，一些人嗤之以鼻：又慢又不准确，还不如微信群靠谱。

无独有偶，某地疾控中心的一份题为“患者在就诊过程中逃走”的内部信息，经截图后在当地疯狂转发。市民们在微信群里捕风捉影地描述着这名患者先到了哪、又到了哪。大家一边表达担忧，一边又私下里对疾控中心的管控不善表达愤怒：蠢到家了。

不少基层干部总结认为，当下基层政府在信息发布和舆情应对方面的机制和能力存在三方面问题。

一是发布信息不主动、不详细，没有成为规定动作。疫情初期，官方发布的信息不多，没有主动占领舆论阵地，群众想知道，但没有正规的渠道，只有上网寻找杂乱的东西，导致谣言四起。另外，信息发布常常只有国家的、省里的，群众关注的身边的情况，本县、本乡的情况却没有。

二是信息发布不及时、渠道混乱。比如一个地方有了确诊病例，一些群众早就知道了，但正式信息往往发布比较迟，有时与别的渠道获得的信息还不一致，一些人就认为信息有问题，久而久之，官方信息就失去了公信力。

三是信息发布内容单一。抗疫是一项复杂的社会工程，群众对信息的需求多元，比如，交通状况、生活物资、防护用品供应情况等都希望了解。对此，一些地方不关注、不回应，只简单发布病例情况，暴露出与群众沟通对话能力严重不足的问题。

除了机制与能力，基层反映信息工作中唯上不唯实、报喜不报忧的现象也不少见。许多人对疫情初期武汉不重视一线专业人士意见、未及时发布信息尤其不满。“不怕百姓不满意，就怕领导不高兴。”一名基层干部说，现在讲真话环境不好，自己不怕受伤，伤着领导怎么办？

在舆情应对方面，有的地方遇到问题，首先想到的不是应急处置，而是请示领导。一名基层干部说，现在的媒体尤其是自媒体，报道速度非常快，而层层上报要经过很多级领导审批，特别浪费时间。同时，具体工作人员没有权力应对，且不敢去应对，因为弄好了是应该的，弄不好就得承担很大的责任。

华中科技大学国家治理研究院院长欧阳康等专家表示，要正视存在的问题，及时修补短板，以公开、透明、专业的方式回应关切。基层信息公开和舆情应对的意识和能力尤其薄弱，需要在平时就建立机制、真刀真枪地锻炼队伍，全面提高治理水平。

材料10：

疫情如火，不能等，等不起。这时候，应该更多地应用信息技术，发挥其快速高效智能等优势，然而不少地方布置工作仍然习惯开会发文，督查调研仍需大量留痕资料，强化防控仍是单纯依靠人海战术，暴露了基层智慧治理能力的欠缺。

受访基层干部表示，在基层抗疫中，乡镇和部门党政一把手是“前线指挥”，应该时刻在前线进行调度和决断，而不是在会场。中部某市卫健委一位负责人反映，最近日夜奋战，有时要忙到夜里两三点钟，工作内容包括长时间开会、写材料、组织业务调度等。“自己就要倒掉了，希望能在会议上减减负。”

在中部地区一个疫情重点市辖区，记者看到，指挥部的会议桌摆了18本厚厚的红皮纸质材料，均为该区新冠肺炎疫情防控措施落实台账，包括大型活动管控、医疗救治、舆情引导、重点区域管理、流调报告等十多方面资料。该区相关负责人表示，这些材料是给各级领导督查检查作参考用的。

中部地区一名县委书记说，基层惯性太严重，利用新技术意识不强、能力不足，还习惯于开会布置工作。有基层干部反映，抗疫中人海战术虽然有效，但耽误时效，大数据数字化治理尤为迫切。类似疑似患者排查，可通过大数据等技术进行行踪轨迹比对。

记者在中东部省份调研发现，许多地方明明视频会议系统已经建成，在此非常时期仍要求基层有大事必须进办公室开会；大数据已经有了相当的积累，却“秘而不宣”“藏而不露”，仍要求基层手工填表留痕。

同时，部分基层工作人员的能力也与智慧治理不相适应。“农村地区小组长年纪普遍在六七十岁，不能熟练运用电脑、智能手机等智能化设备，给工作带来很大问题。”西部某市一街道的党工委书记说，现在各地广泛推行电子政务，可以直接通过手机、电脑终端登录政务平台上报信息，但由于基层网格员不会使用这些终端，只能回归传统上报方式，让抗疫工作的关键环节效率始终无法有效提高。

该党工委书记说，现今基层治理的理想模式应该是，“天上有卫星在转，地上有眼睛在看”，但实际情况是，天上的眼睛看不见，地上的眼睛看不真，在抗疫这般人命关天不容有失的时刻，委实让人捏一把汗。

曾几何时，智慧城市成为各地政府竞相追逐的建设目标。不过抗疫中暴露的问题说明，这一目标要落实为基层治理的提质增效，还有一段长路要走。安徽界首市市长何逢阳说，信息化成果不是为了平时写进报告总结里让数据好看，关键时刻更要能用在刀刃上。让数据多跑一点，群众和疫情的距离可能就远一点。

内蒙古社科院公共管理研究所所长张敏认为，数据科学带来的技术革命已经表明大数据的挖掘潜力超乎常人想象，基层治理现代化当善借这股东风，真正把数据的力量与人的感受联系起来，把数据网络的建设与人群的实际需求结合起来，把数据分析的水平与人群的可能风险衔接起来。

公选王问题：

1.请结合材料，总结基层治理的软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