弘扬传统文化、建设优良家风，是全面从严治党，抓好作风建设的重要方面。习近平总书记在十八届中央纪委六次全会上指出：“抓作风建设要返璞归真、固本培元，在加强党性修养的同时，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领导干部要把家风建设摆在重要位置，廉洁修身、廉洁齐家。”

在中华民族传统文化中，“家国天下”的情怀深入骨髓，“修身”之后必要“齐家”，“齐家”而后能“治国”。当下，家庭依然是社会的细胞，家风与党风、政风、社风相互联动。优良家风，不仅是个人修为的体现，更是传承精神品质的纽带，亦是约束人心的规范。与制度、法律相比，家风既拥有强大的内在约束力，又有着丰富的亲情感染力，对个人的教化如春风化雨，润物无声。

学习先辈家风　汲取治党力量

以身作则  树立典范

“修齐治平”，修身为先。党员干部良好家风的养成，首先在于党员干部个人的品行。

【家风故事】

有了权力和地位，能够坚持不搞特殊化，坚持党员本色，是领导干部，尤其是高级领导干部的一项优秀品质。陈云同志在这方面就对自己有着严格的要求。

陈云一家原先住在北京市北长街上，房子受到地震影响出现了开裂，被定作危房。当时计划翻修一下，设计和预算都已到位，但在最后时刻，陈云告诉身边人：“这件事不能做，我不能给自己盖房子。”最终，工作人员用铁管子在陈云办公室搭起一个防地震的架子，上面铺着厚木板。陈云就在这个“铁框框”里坚持办公，直到很长一段时间后才搬至中南海。

同时，陈云也严格要求家人、亲属和身边工作人员，要他们“以普通劳动者身份自居，不搞特殊化”。新中国成立初期，陈云担任中财委主任，夫人于若木也在中财委机关工作。于若木本来完全可以搭乘陈云的汽车上下班，但她一直坚持骑自行车去机关，没搭过一次车。陈云对自己和家人的严格家风可见一斑。

罗荣桓元帅经常告诫家人，一个革命者想的应该是为人民多做一些有益的事情，不能因为地位不同了、身份变了，要求额外的照顾和特殊的享受，搞特殊化。

在生活中，罗荣桓常常通过一些身体力行的细节来教育子女。1947年7月，罗荣桓从莫斯科治病回到哈尔滨，全家被安排住在市区一处很宽敞的独立庭院里。他多次向有关部门提出将这处庭院挪作公用，自己另找一处房子住。

一次，罗荣桓到时任东北民主联军政治部主任谭政家去，见他家住的是一处二层小楼，就跟他说：“跟你们搭个邻居怎么样？你家住楼上，我们住楼下。欢迎吗？”谭政起初还以为是句玩笑话。但没过两天，罗荣桓一家却真的搬来住了。罗荣桓对家人说：“住的房子大小，看来是不起眼的事情，但我们是党的干部，要时时想到生活在基层的人民大众，不能官越做越大，住的楼越来越高。”罗荣桓还说：“生活不要特殊化，一味追求舒适的生活，讲究吃穿，贪图享受，就要变坏的。”

1963年12月16日，罗荣桓在弥留之际嘱咐爱人：“我死以后，分给我的房子不要再住了，搬到一楼的房子去，不要特殊。”他还交代子女说：“我没有遗产留给你们，没有什么可以分给你们的。爸爸就留一句话：坚信共产主义这一伟大真理，永远干革命。”罗荣桓没有什么遗产留给子女，但是给子女甚至全党留下了不可估量的精神财富。

【点评】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家风，实际上是贯彻群众路线，也是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斗争的组成部分。

作为先锋队，党员干部在家风的道德标准上应该高于普通群众，领导干部应该高于普通党员干部。对于领导干部而言，家风与党风、政风是有紧密联系的，因为在群众看来，领导干部的家庭与干部个人是作为一个整体的，家风的好坏反映领导干部个人作风的好坏。

立规立诫　道德约束

在中国传统文化中，家训、家规在传承个人品德以及民族精神中起到了重要载体作用。许多家训传承百年，升华为乡规民约，甚至成为中华民族精神的重要组成部分，如孔子尚德明理，克己秉公的《孔氏祖训箴规》，王阳明“蒙以养正”的良知教育，纪晓岚“守正规直”的诗书传家……民族精神一脉相承，中国共产党的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亦在这方面起着引领示范作用。

【家风故事】

为了亲属不搞特殊化，周恩来同志曾定下“十条家规”。在新中国成立之初，因不少故乡亲友要谋求一官半职，周恩来便专门召集家庭会议，定下规矩：一、晚辈不准丢下工作专程来看望他，只能在出差顺路时去看看；二、来者一律住国务院招待所；三、一律到食堂排队买饭菜，有工作的自己买饭菜票，没工作的由总理代付伙食费；四、看戏以家属身份买票入场，不得用招待券；五、不许请客送礼；六、不许动用公家的汽车；七、凡个人生活上能做的事，不要别人代办；八、生活要艰苦朴素；九、在任何场合都不要说出与总理的关系，不要炫耀自己；十、不谋私利，不搞特殊化。

在工作生活中，周恩来也是严格执行自己定下的家规。1968年，周恩来的一个侄女赴内蒙古插队，由于表现好，经当地群众推荐，应征参军。周恩来得知后说：“你参军虽然符合手续，但内蒙古那么多人，专挑上了你，还不是看在我们的面子上？我们不能搞特殊化，一点也不能搞。”周恩来还专门给相关同志提出：“你们再不把孩子退回去，我就下命令了。”这个侄女最终脱下军装，返回内蒙古草原插队劳动。临行时，周恩来说，我自己没有孩子，但要教育侄子侄女走自己这一条路。

周恩来的家规既是对亲属的约束，也是对自身秉持公心、廉洁为民理念的践行，这为领导干部如何管好自己的亲属子女，把握好权力与亲情的关系树立了榜样。

【点评】

从这些年反腐败的案件中可以发现，领导干部子女亲属以及身边人的腐败具有相当的普遍性，即便有的领导干部个人没有腐败行为，也会被子女亲属拖下水。

领导干部对于子女亲属的管理，有些时候是难以用硬制度约束的。这就要领导干部通过家风、家规、家训等，用精神力量和道德力量对子女亲属及身边人进行约束。党的很多老一辈革命家，都比较注重家风，注意让工作与家人“绝缘”，这就是自觉维护权力运行的规范。

现在对于家风的强调，不仅会对未来产生积极影响，当下也有立竿见影的效果。领导干部是有亲情的，但是权力要“六亲不认”，不能将亲情与权力挂钩。所以，立家规、族训可以看作是对领导干部子女亲属的一种精神上的“硬约束”，落脚点其实也是对领导干部个人手中权力的约束。

践行家风　传承精神

优良的家风不仅传承于精神中，流传于话语间，更在实践中得到检验，并在实践中得到发扬。很多党的革命先辈在教育子女时有着严格甚至苛刻的要求，他们不仅要求自己遵规守纪，不搞特殊化，更是让子女亲属在工作生活中与群众保持一致，不让其沾染自己手中权力的“便利”。

【家风故事】

“干部是人民的公仆，公仆对人民只有奉献的义务，没有索取的权利。”这是张闻天一贯奉行的原则。在他的一生中，无论身居何位，他从不为自己和家属谋私利，甚至为了避嫌而“苛待”自己最亲爱的人。

新中国成立后，担任领导职务的张闻天因公配有汽车上下班，但他从不允许子女“沾光”。有一次，儿子张虹生趁父亲上班前爬上车，赖着不下来，以为这样能让自己坐一次向往已久的小汽车。谁知父亲一点也不妥协，他干脆走着去上班，让汽车停在原地。小虹生只好乖乖地下车。

上世纪50年代，知识青年开始上山下乡。张闻天动员刚从中学毕业的儿子响应党中央号召，到天津茶淀农场锻炼。两年后，张虹生获准回到北京考大学。因离校时间已久，张虹生对外语没有把握，希望担任外交部副部长的父亲给直接分管的外交学院打个招呼。张闻天一口回绝：“你有本事上就上，没本事就别上。”最后，张虹生凭自己的本事考上了北京师范学院。

1962年，张闻天再次送儿子到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工作。由于条件艰苦，到新疆没多久，张虹生患上肝炎，并发展成慢性病。他向父母要求回京治疗，张闻天却给他回信：“你有什么资格来北京看病？新疆那么多职工得了肝炎，都是在新疆治，肝炎完全可以在当地治。”张闻天告诫儿子不要搞特殊化，要他在新疆一边劳动一边治疗。

张虹生在新疆整整工作了15年，在那里结婚生女，直到张闻天去世两个月后，才凭“落实政策”调回祖籍江苏，在南京的晓庄农场落户。1979年，中组部开出调函让张虹生到北京工作。张闻天夫人刘英直接把调函退给中组部：“干部子弟为什么都要回北京？”张虹生尊重了母亲的意见。同年，张虹生调入南京大学图书馆工作，一直到2001年退休。

【点评】

中国人民大学教授周淑真：现在有很多领导干部，恨不得子女大学一毕业就提拔到很光鲜很高的位置，没有经过历练，对子女的成长并非好事，也是造就了很多纨绔子弟的重要原因。这样的做法也在群众中产生了恶劣的影响，群众对于领导干部家风的议论会消解许多正能量，对干部形象造成很大损失。更有甚者，如苏荣般，自己是“权钱交易所所长”，整个家庭都卷入贪腐的漩涡，可见家风不正的后果之严重。

老一辈的革命家，他们对子女有着严格的要求，让其在基层摔打，在艰难困苦中成长，让他们与群众建立的深厚的感情，懂得什么叫“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

培育良好的家风，是对于领导干部个人修为的要求，也是对于整个社会长期道德建设的一种关注。领导干部个人的行为是家风的重要源头，其言行举止会对子女亲属产生重要的导向作用。家风看似无形，但通过潜移默化的影响，对人心的约束是有形的。因此，党员干部要注重家风的养成，加强党性修养，弘扬传统美德，从而推进党风政风社风的向好发展。

传承好家风 引领好作风

古人云：“察德泽之浅深，可以知门祚之久暂。”家风的重要作用由此可见一斑。对领导干部来说，家风不是个人小事、家庭私事，而是直接影响党风、政风、民风好坏的一件大事。正所谓家风正则行得正，家风淳则风气淳。

在我们党走过的光辉历程中，涌现了一批把公与私、情与法、利与义划得清楚、想得明白的“本分人”，他们遵规守纪、从严治家、勤政爱民，把伟大的人格、醇厚的家风留给后人，深受百姓称颂和缅怀。在全面从严治党深入推进的今天，这些浸润着党的宗旨和优良传统的好家风犹如一件件“传家宝”，为广大党员干部树立了典范，为改进党风政风、落实从严治党提供了有力“抓手”。

公私分明 不为家人谋私利

公是公，私是私，只有公私分明，才能坦荡做人。焦裕禄、谷文昌等党的先锋模范把公私划得清楚，将公家的东西看作无论如何不可触碰的“禁区”；他们严待家人，无论什么时候从不为谋取私利打开“方便”之门。靠着对自己和家人的严苛，有时甚至于“不近人情”的要求和约束，他们守住了党员该有的底色和本分，真正做到了公权为公、公权为民。

【家风故事】

手握公权，只一心为民，从不私用，从不让家人沾权力的光，不用公权为家人换取任何好处，这对领导干部来说是极为难得、尤为可贵的。然而，焦裕禄、谷文昌等共产党人却做到了，而且坚持了一辈子。

焦裕禄对子女要求极为严格，从不给子女“特殊关照”。三女儿焦守云在回忆中讲述了这样一件事，“当年大姐毕业以后要工作，母亲就问父亲怎么安排，父亲说，一个选择是在机关打扫厕所，一个选择是去咸菜厂当工人。”母亲听了很高兴，觉得当工人很不错。没想到焦裕禄竟要求女儿不但要在咸菜厂干活，还要挑着担子在大街上卖咸菜。“当年大姐是一个大姑娘，脸皮薄，父亲又是县委书记，怎么也想不通。”僵持了很久，焦裕禄说，那我和你一起卖咸菜。“这样才做通了大姐的思想工作。”

在焦裕禄的影响下，妻子徐俊雅也对子女严加管教。兰考刚兴装电话的时候，在乡里工作的儿子跃进兴冲冲地也打算在家安一个，没想到徐俊雅坚决不同意：“你装个电话，是不是打算在家遥控办公呢？一乡之长你不走村串户，怎么了解群众的想法和困难？”最小的儿子保钢参加工作的时候，徐俊雅坚决让儿子到汽车修理厂当临时工……桩桩件件，折射出焦家的清正家风。

“要靠自己的本事吃饭”是谷文昌对子女的一贯要求，他的5个子女在工作、生活上没有得到过任何“特殊照顾”，哪怕是政策允许的事，谷文昌也不替子女“争取”。

1976年，谷文昌的小儿子谷豫东高中毕业，最大的愿望是到工厂当一名工人。当时谷文昌夫妇已经是花甲之年，按照政策可以留一个子女在身边工作。谷豫东向时任地区革委会副主任的谷文昌提出留在父母身边，谷文昌沉默许久，还是劝他下乡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谷文昌说：“我是领导干部，不能向组织开口给自己孩子安排工作，不然以后工作怎么做呢？”

而谷文昌的女儿谷哲慧从一名临时工到转正则花了15年的时间。1963年，谷哲慧高中毕业进了县财政科当临时工。她人很老实，穿着打补丁的裤子，能吃苦，下乡就睡地铺，旁人根本看不出这是县委书记的女儿。1964年，谷文昌调任福建林业厅副厅长，有关部门提出要将谷哲慧转为正式工，随谷文昌一起去省城。谷文昌坚决不同意，他说：“组织上调的是我，不是我女儿。”此后，谷哲慧还有多次机会转正，都被谷文昌“叫停”，直到1979年才转正。

谷文昌对子女要求严格，对妻子同样如此。谷文昌的爱人史英萍是一名南下干部，新中国成立初和谷文昌一起来到东山，当时是县民政科科长，1952年转薪时定为行政18级，在此后30多年的工作中，她的职务、工资级别都没有提升过。

谷文昌对自己和家人异常严格的家风，在有些人看来显得“不近人情”，而正是如此，谷文昌在百姓心中树立了一座丰碑。

【点评】

“父母之爱子，则为之计深远。”党的领导干部疼爱子女是人之常情，可以理解。但是，领导干部必须公私分明，任何时候都不能违规逾矩。焦裕禄、谷文昌等党的先锋模范一生清正廉洁，严管家人，铸就了共产党员的高洁品行和卓异操守，培育了好的家风。当下，党的领导干部要有看齐意识，要学习典范，提升境界，涵养好家风。

清名在外 不为特权开“绿灯”

俗话说，金杯银杯不如百姓的口碑，在人前人后留下好名声是不少领导干部的内心向往。然而，好名声不会不请自来，领导干部只有尽职恪守、一心为民，才会赢得清名。同时，领导干部还须随时看好手中的权，时时管好身边的人，莫让清名成恶名。焦裕禄、谷文昌、杨善洲等先锋模范通过立规立戒，对家属在外言行严加管理和约束，从而培育好家风、锤炼好作风、留下好口碑。

【家风故事】

一次，焦裕禄的大儿子焦国庆为了看戏，告诉售票叔叔：“焦书记是我爸爸。”他没买票就进去了。焦裕禄知道后非常生气，当即把一家人叫来“训”了一顿，命令孩子立即把票钱如数送给戏院。接着，焦裕禄又建议县委起草了《干部十不准》的通知，不准任何干部搞特殊化，不准任何干部和他们的子弟“看白戏”。

而谷文昌的儿子谷豫东也领教过父亲难得的一次发火。上高一时，父亲已经从下放地宁化回到龙溪地区任职。那时候物资匮乏，买啥都得凭票。高中男生，起哄买烟，有人怂恿豫东：“你爸不是官吗？他们有买烟指标。”谷豫东攥着凑起来的钱奔小卖部，“我爸是某某某，让我买包烟。”这招果然管用。谷文昌得知此事后，不仅狠狠地训斥了儿子，还领着他到小卖部向阿姨道歉，检讨自己没管教好。“爸爸认为，我打着他的旗号，就是有特权思想。”谷文昌向子女进一步明确了家规：不允许揩公家一点油，不允许沾父亲一点光。相反，为支持父亲更好开展工作，无论是正常的招工转正、提级升职，还是上学参军，谷家子弟一律“先人后己”。

不让子女沾光，也不给亲戚开“绿灯”。一天，一位亲戚到地委机关找杨善洲：“大哥，你现在说话办事都管用，把我爱人、小孩从乡下调进城里吧！只求你这么一次。”杨善洲笑了：“唉，我这个共产党的干部可真不好当，办私事的都把我包围了……”他对这位亲戚说：“我手中是有权，但它是党和人民的，它只能老老实实用来办公事。”多少年来，杨善洲把后门关得紧紧的，他从没批过一张违背原则的条子，没打过一个“后门”电话。杨善洲锁定了权力的“阀门”，关闭欲望“禁区”，在平凡与简单中，赢得了百姓的敬仰。

【点评】

领导干部手中的权只能为民办事，而不是身边人招摇撞骗、为非作歹的旗号，更不是亲属谋取好处、捞取油水的工具。领导干部在内严管家人，不为家人谋取私利；在外珍惜名声，不让亲属乱打旗号，这是他们对党规党纪的高度重视，是对手中权力的敬畏、对家人和百姓的高度负责。现在，有的领导干部一味放纵身边人靠着自己的名声谋私，从长远看，一定会损失很多，并最终被“拉下水”。只有强化家庭教育，管好身边人，涵养好家风，领导干部才能拥有清名，得到百姓支持。

泽荫后人 不让家风失传承

立下家规家训，用好家风培育子女好作风、塑造后人好品行，是我国优秀传统文化的重要构成部分。诸如《颜氏家训》《朱子家训》等家规家训，虽历经千年依旧焕发光彩，为后人恪守和传承。党的优秀干部继承了我国传统文化之精髓，他们严立家规，培育好家风，留给后人无穷无尽的精神财富。正是简朴的生活，严格的家规，奠定了后人们坚实的人生基石。如今，焦裕禄、谷文昌、杨善洲等共产党人“清白持家、简朴本分、为民奉献”的家风仍在当地干部群众中广为传颂。

【家风故事】

人格塑造家风，家风孕育人格。领导干部严于律己、清白为官、清正做人的品质和风范为后人树立了典范。

焦裕禄临终前嘱托妻子道：“我死后，你会很难，但日子再苦再难也不要伸手向组织上要补助、要救济。”“你要把孩子们教育成为红色的革命接班人。”这是丈夫的遗训，也是焦家的家规。从32岁失去丈夫，拉扯着6个孩子、侍奉着两位老人，几十年里，徐俊雅始终坚守一条：符合老焦这两句话的事就做，不符合的“说出个天来也不行”。

正是这样的坚守，让焦门家风历久弥新。有人劝徐俊雅：“时代变了。”她说：“心不能变。”几十年风雨沧桑，在她的心里，老焦是一面镜子；用这面镜子，她照着自己也照着儿女，决不许有丝毫偏差。她告诫孩子们：“你们做好了人家会说，看，这是焦裕禄的孩子；你们做不好，人家同样会指着你们脊梁骨说，看，那是焦裕禄的孩子！”“焦裕禄的家人，这个名号，我们全家要当得起，你们每一个人都要当得起。”如今，焦家的第二代、第三代共有27人，第三代10个孩子中，有一半在打工或待业，谁也没有搞特殊化。

而谷文昌的后人们也都深受他的影响，都把自己看作千千万万劳动人民中的一员，吃苦耐劳，生活简朴，真诚待人。

谷文昌去世后，爱人史英萍便拆除了家中的电话，连同谷文昌的自行车，一并上交：“这是老谷交代的，活着因公使用，死后还给国家。”老谷走后，史英萍继续过着清贫的生活，省吃俭用之余热心公益。7年多时间里，她从微薄的离休金中挤出两万元资助了18位特困大学生。

这么多年来，谷文昌的家人从来没有找过县委、县政府帮忙办事，县里多次邀请他们全家回东山走走看看，他们都婉拒了，每年清明节来给谷文昌扫墓，都是悄悄地来悄悄地走，从来没有让地方上提供方便。

杨善洲在担任施甸县委书记时，就多次谢绝了组织的好意，没有将家人转为城镇户口。如今，大女儿仍在家务农，二女儿、三女儿分别是小学教师和烟草公司的普通员工。“现在，只要我想起爸爸，浮现在眼前的，就是矗立在他埋骨之地的那棵参天大树，他没有弯下腰，把妈妈和我们姐妹护卫在怀抱里，而是张开双臂，为老百姓遮风挡雨了一辈子。”女儿杨惠兰说。

斯人已去，家风犹存。焦裕禄、谷文昌、杨善洲等人留下的好家风代代相传，恪守家规的后人们，不伸手，不特殊，诚实劳动，自食其力，个个努力做一名好公民、好党员、好干部，在当地广受称赞。

【点评】

好的家风彰显着领导干部的责任、担当和厚爱。林则徐曾说：“子孙若如我，留钱做什么，贤而多财，则损其志；子孙不如我，留钱做什么，愚而多财，益增其过。”与其留给子孙后代金山银山，不如立下好的家风。家风带不走，代代永流传。焦裕禄、谷文昌、杨善洲等新时期的优秀共产党人以身作则，留下好家风，让家人靠着自己的本事吃饭，过得充实自在。如果8700多万党员都能树立好家风，就会在整个社会形成一股强大的向上的力量，推动整个社会形成好风气。（翻页继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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