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千年文脉传承中的曲阜印记
山东省曲阜市委书记、党校校长 李丽
“曲阜”之名最早见于《礼记》,东汉学者应劭释曰:“鲁城中有阜,委曲长七、八里,故名曲阜。”曲阜,是孔子故里,地处山东省西南部,鲁西平原和鲁中山地接合部,北负泰岱,南引凫峄,东连沂蒙群山,西俯平野千畴,是中国古代文化重镇。
诸皇之地,文脉之源。曲阜早期文明可以追溯到上古时代。现代考古发现大量“大汶口文化”和“龙山文化”遗迹,证明人类祖先在公元前4000年前就在曲阜一带生息劳作。相传,曲阜是“人文初祖”黄帝的故乡,《史记正义》中有:“帝轩氏,母曰附宝……生黄帝于寿丘”,讲黄帝的母亲附宝在曲阜寿丘生下黄帝。至宋代,宋真宗“推本世系,遂祖轩辕”,认定黄帝轩辕是赵姓始祖,将曲阜县名改为“仙源”,并把县城移至寿丘西边,还兴建了规模宏大的景灵宫祭祀黄帝。
炎帝神农氏曾率部在曲阜营都聚居,春秋战国时期的编年史《竹书纪年》和西晋时期专述帝王世系的史书《帝王世纪》等古籍中均有相关记载。清修《阙里志》中曰:“神农祠在鲁城归德门外,今村名犁铧店,神农试耕之所也。旧有坊曰‘粒食之源’,今废。又神农开市处坊曰‘日中古市’,在曲阜城内城隍庙之南里许。”详细考证了曲阜境内的神农试耕处、开市处。
《史记·五帝本纪》记载,“舜耕历山,渔雷泽,陶河滨,作什器于寿丘”,“五帝”之一的虞舜曾在曲阜寿丘制作日常用具,吸引了很多人聚居于此。上古时期华夏东夷部落的首领少昊也曾定都曲阜,《帝王世纪》云:“少昊邑于穷桑,以登帝位,都曲阜。”少昊德行高超,以文治国,明代《兖州府志》中说他在位84年,寿百岁而终,葬于曲阜城东北寿丘的云阳山。
文采郁郁,礼乐之都。上古尧舜时代,曲阜属九大部州之一的徐州域。商朝前期,曲阜名奄,在商代为殷商的重要属国“奄国”,商王南庚曾把都城迁到这里。在此地传承了两三代之后,到商朝的第二十位国王盘庚的时候,又将国都从曲阜西迁至殷。即使迁都以后,商王也常常回到这里,所以甲骨文中有不少“王入于奄”的记载。
《史记·鲁周公世家》载,周初,武王“封周公旦于少昊之虚曲阜,是为鲁公。周公不就封,留佐武王”,“其后武王既崩,成王少,在襁褓之中。周公恐天下闻武王崩而畔,周公乃践阼代成王摄行政当国”,并派长子伯禽代自己到曲阜就封。周公首倡以德配天、敬天保民、明德慎罚、勤政任贤的德治思想,并制礼作乐,建立了一套新的礼法体系用以处理等级社会中的人伦关系,使天下归于一心。伯禽临行前,周公曰:“我文王之子,武王之弟,成王之叔父,我于天下亦不贱矣。然我一沐三捉发,一饭三吐哺,起以待士,犹恐失天下之贤人。子之鲁,慎无以国骄人。”周公殷切告诫儿子,到鲁国任上千万不要凭自己一国之君的地位,而对他人傲慢无礼。伯禽谨遵父教,“以法则周公”,到鲁国后“变其俗,革其礼”,鲁国的经济文化一直走在各诸侯国的前列,成为曲阜周围小诸侯国的宗主国。
在周代,曲阜一直是鲁国的都城,是鲁国的政治、军事中心和文化重镇。因周公辅佐之功甚伟,周天子特许伯禽在鲁国设太庙,就是现今曲阜境内的周公庙,周天子还赐予鲁国大量的文化典籍、天子礼器。直到春秋末期,社会礼崩乐坏,鲁国还较为完整地保留着这些文化遗存,“周礼尽在鲁矣”。就在此时,孔子诞生了。孔子“祖述尧舜,宪章文武”,集夏、商、周三代文化之大成,创立了“重仁尚礼”的儒家学说。对孔子影响最为直接的是周文化,他对周代的礼乐制度高度认可,说“周监于二代,郁郁乎文哉,吾从周”。孔子少年学礼、三十授礼、从政践礼、晚年整礼,倾其一生都致力于恢复周代的礼乐文明。孔子创建了以“仁”为核心的道德学说,奠定了中华文明中传统文化的思想底色,被民间誉为“千古一圣”,也为后世历代统治者所尊崇,被尊奉为“至圣”“至圣先师”……清朝光绪帝御赐的“斯文在兹”匾额,悬挂于孔庙大成殿内。“斯文在兹”语出《论语·子罕》道出了孔子对中华文化守护与发扬的贡献之大。
两汉时期曲阜为鲁国都,魏晋南北朝时曲阜为鲁郡治。隋唐五代之时,曲阜虽然不是鲁南行政中心,但因其为孔子故里而依然受到重视。通过“贞观之治”和“开元盛世”,曲阜的文化、经济也空前发达。至宋代,真宗更县名、移县址,建景灵宫,奠定了曲阜在当时的文化地位。曲阜的郁郁文采也吸引了不少文人墨客前来:唐代,诗圣杜甫和诗仙李白结伴东游,就曾在曲阜石门山宴别;康熙年间,孔尚任在石门山隐居读书,创作出了名满天下的《桃花扇》。“斯文在兹”是对上古以来曲阜文化繁盛的一个赞誉。
以文化人,薪火相传。孔子去世后,历代学者对他创立的儒家学说进行了不同程度的继承、改造和发展。在中国两千多年的传统社会中,儒家学说被奉为正统,成为封建统治者治国安邦的政治选择。在文化传承中,孔子后代亦有重要贡献。《汉书·艺文志》记载,西汉景帝时,鲁恭王在扩建宫室拆除孔子故宅时,从故宅鲁壁中发现了《尚书》《仪礼》《论语》《孝经》等儒家典籍。相传是秦始皇焚书坑儒之时,孔子第九代孙孔鲋所藏。这些中华文化典籍得以保护,使得文化繁兴、文脉不断。
游学与讲学是儒家思想的重要传播途径,《史记·孔子世家》记载,孔子去世后,他的弟子和一些鲁国人纷纷迁居到孔子墓旁居住,有一百多户,并将聚居处称为“孔里”,他们在这里祭拜孔子、讲经论道;孔子弟子中不乏收徒授业者,如“宗圣”曾子,鲁国南武城人,和父亲曾点一起师从孔子,“曾子孜孜,惟圣依归”,学有所成,收徒讲学,有弟子70多人,战国初期的军事家吴起就是其中之一。除了私人办学,官学的发展也对儒家思想的继承和弘扬发挥了重要作用,汉代正式兴办官学,教授内容都以儒家经典为主,东汉时期“学校如林,庠序盈门”,曲阜地方官学也因此得到发展;魏文帝曹丕令鲁郡重修孔庙,并在孔庙外围建造大量房屋,让儒生在此居住学习;《宋书》中记载,“鲁郡修复学舍,采召圣徒”;此后历代朝廷都在孔庙附近修建学堂或学舍,宣讲儒家经书典籍。
“千年曲阜,文脉悠悠”,如今作为孔子故里,儒家的诗书礼仪文化历经千年传承已浸润到曲阜人生活的方方面面:“至今齐鲁遗风在,十万人家尽读书”;“德不孤,必有邻”“有朋自远方来不亦乐乎”“里仁为美”等观念深入人心……今天的曲阜,世风醇厚,诚信儒雅,明礼向学。坚持古为今用,推陈出新,努力推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已成为曲阜人的责任和担当,千年文化古城正焕发出勃勃生机,向更加美好的明天迈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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