9月3日至5日，厦门迎来金砖国家领导人第九次会晤。“从来没有一个国家能够像中国这样，战胜众多的艰难险阻，把一个经济文化相对落后的，有着13亿多人口的大国带入快速现代化的发展轨道。”中共中央党校国家高端智库学术委员会秘书长、科研部协作处处长、副研究员黄相怀表示，中国道路是破解发展中国家现代化难题的成功实践。

黄相怀：这次厦门金砖会议之所以引起如此巨大关注，原因就在于世界迫切需要金砖国家做出更大贡献，取得更大成就，为解决人类问题贡献更多的金砖智慧，提出更多的金砖方案，拿出更多的金砖行动。

9月3日下午，习近平主席出席金砖国家工商论坛开幕式并发表主旨演讲时即表示：应该扩大金砖国家合作的辐射和受益范围，推动“金砖+”合作模式，打造开放多元的发展伙伴网络，让更多新兴市场国家和发展中国家参与到团结合作、互利共赢的事业中来。 

“金砖+”是中国为世界贡献的又一重大智慧，“金砖＋”概念的提出，标志着金砖合作机制的又一次发展。放眼世界，金砖国家合作已成为新兴市场国家和发展中国家合作的一块闪亮招牌。在当前复杂多变的国际形势和环境下，以“深化金砖伙伴关系，开辟更加光明未来”为主题的金砖会晤，更成为中国等新兴市场大国为维护世界和平稳定发挥积极建设性作用的重大契机与新起点。 

中国道路，中国智慧，正日益深远地影响世界。 

■中国道路出场的世界背景

在主旨演讲中，习近平提出“要把金砖合作放在世界发展和国际格局演变的历史进程中来看”。

黄相怀表示，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爆发以来的10年，是国际社会对原有政治经济秩序深刻反思的10年，也是世界各国对新的世界秩序不断寻觅的10年。

当原有秩序中尽享利益的某些国家开始推卸责任的时候，以金砖国家为代表的一些国家义无反顾地担当起了该担当的责任。在这个二战后最深刻的国际秩序变动调整中，金砖国家的每一个成员国，都为这次历史性的调整做出了自己独特的贡献。

正如习近平在演讲中所说：“10年中，金砖国家敢于担当，力求在国际舞台上有所作为。” 

黄相怀认为，金砖国家作为一个整体，为这次国际秩序变动调整注入了新的动能，成为消除和平赤字、发展赤字、治理赤字的重要力量，成为世界政治经济治理和发展“升级换挡”最生机勃勃的力量。

“正是在国际秩序的深刻调整中，新兴国家和发展中国家发挥更大作用的时候，作为一种理论和实践形态的中国道路在世人的期待和注目中日益清晰地呈现出来——中国道路出场了！”他说。 

中国道路不仅让13亿多中国人民的生活水平大幅度提高，同时，一如习近平主席在演讲中所指出的那样，“中国为世界和地区经济发展作出的贡献也越来越大”。 

“这是中国贡献给世界的珍贵礼物！”黄相怀表示，中国道路可以为世界做出“生存性贡献”“发展性贡献”“制度性贡献”“文化性贡献”以及“和平性贡献”。 

■中国道路的生存性贡献

“第一，中国道路使中国主要靠自己的力量解决了自己的生存问题，即它解决了占世界总人口约四分之一的中国人的吃饭问题，这是生存性贡献。”黄相怀介绍说，中国道路的最本质特征是坚持中国共产党领导，追求的根本目标之一是逐步实现全体人民共同富裕。中国共产党的执政本质是立党为公、执政为民，中国共产党的根本宗旨是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这一本质和宗旨的具体体现，就是首先解决中国人的吃饭问题（挨饿问题）。 

“我们认为，历史和实践证明，中国道路不仅使中国人靠自己的力量真正解决了中国人的吃饭问题，而且中国以占世界7%的耕地养活了占世界19%的人口。这对整个世界是一种巨大的生存性贡献。”黄相怀表示，目前，中国正在历经从吃饱到吃好的历史性跨越。

■中国道路的发展性贡献 

“第二，中国道路使中国人的生活水平从总体上达到了小康，这既有利于拓宽世界在中国的市场，为世界发展创造机会，也有利于世界共享中国发展成果，这是发展性贡献。”黄相怀表示，中国道路表明，中国共产党可以发展中国。中国共产党具有独特优势。比如，可以有效动员、组织国家一切资源和力量办成大事；注重基于国情处理各种复杂矛盾关系；善于总结经验教训、自我纠错；既一脉相承地坚持马克思主义、社会主义的政治立场，又与时俱进适应新时代、新环境进行开拓创新；不断确定具有动员和凝聚作用的战略目标，具有战略定力。 

“显然，这些优势不仅能解决中国人的吃饭问题，更能极大地推进中国的发展。”黄相怀说。 

■中国道路的制度性贡献 

“第三，在国际国内的复杂局面下，中国国家治理取得的成就来之不易，而这长久、稳定、令人瞩目的发展必然离不开其背后制度的力量。”黄相怀表示，虽说制度必须符合国情，任何国家均需找到契合本国实际情况的制度，否则制度不会发生效用，然而另一方面，任何具有生命力和发挥良性作用的制度，必然都有其普遍意义和价值。中国制度也不例外。 

“即便不能说所有具体的制度细节都有普遍意义，但中国成就彰显出的制度抓力和品质，在观念层面上，至少对诸多发展中国家，或者一些试图摆脱发展困境、谋求稳定与增长的国家有一定程度的借鉴价值。”黄相怀等学者认为，中国制度既丰富了世界发展模式和政治制度的多样性，又建立了一套后发国家的追赶型治理制度与发展模式，还保持了能够及时回应变化和挑战的制度弹性与可调适性。 

“一些国家把向其他国家移植制度视为帮助人家解决问题的灵丹妙药，甚至不惜以武力方式进行移植。殊不知，这种剜心剖腹式的移植，非但不能使人更加健康，其所引发的排异反应，足以产生致命后果。”黄相怀说，“中国道路的制度性贡献中蕴含的政治智慧，反衬出了‘制度移植’的局限与蠢笨。” 

■中国道路的文化性贡献 

“第四，中国道路向世界展示的贵和尚中、和而不同、天人合一的文化更具世界道义性，更具世界魅力，这是文化性贡献。”黄相怀说，“这种文化性贡献与中国道路相关。” 

黄相怀等认为，中国道路是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与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的过程中开创出来的，它既体现了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又具有中华传统优秀文化的基因。 

“中国道路所蕴含的世界观和价值观，既尊重个人平等发展，又注重社会和谐，也强调国家主权，还注重世界和谐。它强调‘协和万邦’‘世界大同’‘休成与共’，认为‘独善其身’并不可取，‘兼济天下’才是合理的自然秩序。”黄相怀等认为，中国道路用“和平发展”“合作共赢”标准来评判各种政体的表现，更具正当性、道义性、合理性。这是不同于西方文用的一种新的文明类型，这种新型文明是多彩、平等和包容的。这是中国道路对“世界文明”的一种文化性贡献。

■中国道路的和平性贡献

“中国道路使世界力量结构发生变化，促进力量转移，进而重塑世界新格局，促进世界多极平衡，利于维护世界和平，这对解构“国强必霸”的逻辑是一种和平性贡献。”黄相怀表示，中国道路既尊重个人权利、自由、平等和全面发展，又注重社会和谐，也强调国家高强，注重正确处理国家、社会和公民个人之间以及政府、市场和社会之间的关系，中国道路的世界表达，就是坚持走和平发展道路，既强调世界多极制约、世界大同、协和万邦、和平发展、合作共赢，反对单极独霸，又注重建构当今世界和平发展新秩序。“中国道路强调世界是多极的而不是一极的，是合作共赢的而不是一极独霸的，是拒绝“国强必霸”的逻辑的而不是倡导围堵打压别国的。显然，中国道路有利于世界合作共赢、和平发展。这种中国道路对整个世界就是一种和平性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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