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位文字造诣颇深的老前辈曾讲过：“行文简浅显。”短短5个字，是智慧，是真谛，是境界。

简，即简短精炼，用简洁的语言表达深刻的道理。古人多主张“文贵简”“文约而事丰”。老子曰“大道至简”，陈骙谈“事以简为上，言以简为当”，刘勰说“文以辨洁为能，不以繁缛为巧”，俗话也讲“真传一句话，假传万卷书”。古往今来的“一字家书”“一字诗歌”“一字社论”“一字小说”，也都绝妙地诠释了言简意赅之真义。

“作文如布兵，文豪亦宿将。”以一当十、惜墨如金向来为行文者所追求。《金壶七墨》里有一篇祭文：“某医士卒，或祭以文云：公医，公名医；公疾，公自医，公薨。”12个字概括了死者的一生，既有赞扬之词，符合祭文规则，又一反祭文歌功颂德的惯例，不乏讽刺揶揄意味。而且，句句有“公”，文不离“医”，抑扬顿挫、一气呵成，短而实在、短而精彩。

清人刘大櫆《论文偶记》曰：“凡文笔老则简，意真则简，辞切则简，理当则简，味淡则简，气蕴则简，品贵则简，神远而含藏不尽则简，故简为文章尽境。”其实，很多经典文章都可以从中找到“简”的影子：《古文观止》收短文两百余篇，《道德经》仅五千言，《爱莲说》只有百余字，《岳阳楼记》只有三百多字，皆成传世经典。正所谓：“尺水可以兴波，纸短也能情长。”

浅，即深入浅出，用形象的语言说明抽象的道理。群众的话、朴素的话，带泥土味儿的话、冒热乎气儿的话，更能让人听得进、记得住、传得开。法国思想家萨特曾向学术界呼吁：“必须学会用形象说话，学会用这些新的语言表达我们书中的思想”，而且亲自把自己的哲学书《存在与虚无》简化成一本通俗小册子。无论什么思想，只有可听可看可感，才能走出去、活起来，“有意义”更“有意思”，达到随风入夜、润物无声之效。

我们常说，到什么山唱什么歌。如果不分场合、不看对象，满口“之乎者也”，就会让人听不懂、看不明，不愿听、不买账。《笑赞》中的秀才为什么沦为笑柄，就是因为说了一番咬文嚼字、佶屈聱牙的话。“荷薪者过来”“其价几何”“外实而内虚，烟多而焰少，请损之”，这样的话百姓哪里听得懂？等到做了官，依然转文，“近来黎庶何如”的官腔官调，百姓一头雾水，只得用“今年梨树好”来应答。面对大众而不说大众话，只能是自讨没趣、自取其辱。

显，即重点突出，用凝练的语言阐述完备的思想。“立片言以居要，收千里于方寸。”主次分明、详略得当，言之有物、富有个性，意尽言止、凝练传神，这样的文章有针对性，也有吸引力。如果“芝麻大的核，西瓜大的壳”，空话连篇、虚头巴脑，有如懒婆娘的裹脚布，又臭又长，让人生厌。匈牙利作家马洛伊·山多尔对此评论说：“喋喋不休者发声时，物质消失了，世界充盈着琐碎的语言。”

高人总能一语道破天机，高手总能一招击中要害，而面面俱到、满纸空文者则“用碎片式的语言堵塞世界，直至无法继续承受”。“博士买驴，下笔千言，不见驴字”，早已成为笑料。明太祖朱元璋听刑部主事茹太素奏事，一万七千字未见有用之词，将其痛打一顿，斥其“虚词失实，浮文乱真”，要求“若官民有言者，许陈事实，不许繁文”，并多次在奏折上批示“凡事最重要的是务实，不欺不隐才算良吏。粉饰、迎合、颂赞、套文陋习，万不可法。”

简、浅、显的文风自古受到推崇，但假、大、空的陋习今天仍有市场。有的认为“长”有权威感，添枝加叶、浮词累句，动辄一二三，甚至四五六；有的认为“大”有厚重感，故弄玄虚、有意拔高，大量摘录古典名句，大肆引用深奥理论；有的认为“全”有踏实感，不论主次先后、不分轻重缓急，这也想表达，那也不想丢，“短消息”写成了“大块头”。文风连着党风，中央为此专门下发通知，明确要求发扬“短实新”文风，坚决压缩篇幅，防止穿靴戴帽、冗长空洞。

秀才怕写帖儿，木匠怕砍楔儿，厨子怕切碟儿。行文做到简、浅、显并非易事，需要能力，需要历练，需要担当。“只有自己的境界高了，没有私心杂念，才能做到言行一致、表里如一，讲出的话、写出的文章人们才愿意听、愿意看。”习主席的话一语中的、切中要害，需要每一位行文者细思之、牢记之、笃行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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