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央最近多次强调，在常态化疫情防控前提下，要扎实做好“六稳”工作，全面落实 “六保”任务，坚定实施扩大内需战略。今年的《政府工作报告》对扩大内需又作了具体部署。目前有一种观点认为，中央提出实施扩大内需战略，表明政府宏观调控重点已从供给侧转到了需求侧。这种看法其实是一种误解。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与扩大内需并不矛盾，不能将两者对立起来。

扩大内需应坚持重点从供给侧发力

中外大量事实表明，改进和提升供给不仅可以更好满足需求，而且可以引导需求、创造需求。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当今时代，社会化大生产的突出特点，就是供给侧一旦实现了成功的颠覆性创新，市场就会以波澜壮阔的交易生成进行回应。”这句话的意思很清楚，供给与需求相辅相成，改进和提升供给也是扩内需。那么，怎样从供给侧扩内需？总体讲应坚持以下三大原则：

其一，用消费需求带动投资需求。当年凯恩斯主张重点扩投资需求，理由是投资有“乘数效应”。可就在凯恩斯《就业、利息和货币通论》出版的1936年，哈罗德出版了《商业周期》一书，证明消费对投资也有放大效应。这样说来，重点扩投资的理由并不成立。事实上，从需求链看，投资只是中间需求，消费才是最终需求，如果消费不足，扩投资无异于饮鸩止渴，反而会加剧过剩。欧美国家的“滞胀”是前车之鉴，所以我们要坚持用消费牵引投资，避免重蹈覆辙。

其二，用下游投资带动上游投资。一方面，投资要以消费为牵引，另一方面，扩投资也要有主次之分。今天产业分工十分发达，但不论分工有多发达，皆可将产业分为上游产业与下游产业。比如，采矿业是钢铁业的上游产业，钢铁业则是采矿业的下游产业；钢铁业是制造业的上游产业，制造业则是钢铁业的下游产业。而产业链的最终端，是消费品产业。由此推，扩投资的重点就应该是在消费品产业。因为产业链条越长，投资乘数越高。在整个产业链中消费品产业处于最末端，对投资的带动作用当然最大。

其三，用进口带动出口。早在200年前李嘉图就论证过，各个国家按比较优势参与国际分工，通过对外贸易可以实现共赢，但前提是贸易要自由。可目前的局面是，西方贸易壁垒森严，特别是受这次疫情的影响，贸易摩擦有可能会升级。要打破这个僵局，可考虑用进口带动出口。一般来说，一个国家出口，目的是带动进口，若不进口，则代表着对国际分工收益的放弃。这样看，我们应实施积极进口政策。当前全球资源产品价格大幅下跌，扩大进口无疑可降低国内生产成本，提升出口竞争力。

提振消费的内在机理与政策安排

根据上述分析，从供给侧扩内需要坚持用消费带动投资，那么消费靠什么带动呢？从亚当·斯密到马歇尔，经济学家大多认为消费是收入的函数，即消费要由收入决定。说消费由收入决定应该没错，现实中这方面的例子举不胜举：沿海地区居民收入高过西部居民收入，前者消费明显高于后者的消费；今天人们收入高于改革开放前，而消费水平也普遍高于改革开放前。

对提振消费有三点政策建议：第一，消费由收入决定，提振消费须优先稳就业。只有就业稳，消费者收入才能稳。第二，消费不仅决定于现期收入，同时也决定于持久收入，提振消费要有消费信贷的配合，不过杠杆率要控制适度，防止出现债务风险。第三，财政支出应重点保基本民生和基层工资。结合打赢脱贫攻坚战的要求，近期也可为贫困户适量发放消费券。

扩大投资的三种方法及其选择

从供给侧发力扩投资，总的原则是要坚持用消费带动投资；用下游投资带动上游投资。若具体到操作层面，扩投资还有一个问题要解决，那就是投资所需的资金如何筹措？若不解决资金筹措问题，扩投资便是无源之水，只能画饼充饥。所以接下来我们要讨论的是，扩投资的筹资方法有哪些？在这些方法中又应该怎样选择？

第一，落实“六稳”“六保”，必须坚持以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为主线。不能把扩大内需与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对立起来。应重点从供给侧发力扩内需，总的原则是用消费带动投资、用下游投资带动上游投资、用进口带动出口。

第二，消费由收入决定，扩大消费必须优先稳就业。由于消费也同时决定于持久收入，故提振消费要有消费信贷的配合，但应防止信贷杠杆率过高导致债务风险。财政支出应重点保基本民生、保就业、保基层工资。

第三，扩大投资有三种方法：加税、发债、减税。从稳就业与投资效果衡量，加税不如发债；发债不如减税。而就全面减税与结构性减税来说，结构性减税兼顾扩投资与调结构，一石二鸟，可成为我国未来稳增长的主要选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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