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汉有位名叫法真的大儒,知识渊博,可称大才。他生于官宦之家,却天生淡泊名利;曾被汉顺帝四次征召出仕,均坚辞不受。他的朋友郭正评价他:“逃名而名我随,避名而名我追,可谓百世之师者矣!”
这就涉及一个对“名”的态度问题。古人说,“人过留名,雁过留声”。人之为人,收获好评价、留下好名声,是自然而然的内心追求。但追求怎样的名声,怎样对待名声,却有境界高下之别。《道德经》提出,“道可道,非常道。名可名,非常名”,从哲学上启示人对“名”和“常名”的不同境界有所认识。纵观历史,无论帝王将相还是布衣百姓,没有人因虚名而流芳千古。但凡能被世人所铭记者,无不是心中有抱负、脚下有征途,靠实绩而赢得口碑。一个人如果执迷于那些如浮云一般的虚名,很容易一叶障目,落得个名不副实的结局。
然而,汲汲于名声的人依然并不鲜见。现实中,总有一些领导干部“光说不干假把式”,实际工作原地踏步,口号却喊得震天响;总有人沉溺于追名逐利,醉心于沽名钓誉,迷信“干得好不如说得好”。更有甚者,表面上不犯错、不作为,但就是不放弃出名的任何机会,习惯以作秀粉饰平庸。凡此种种,都映照着不端正的干事态度,长此以往,只会失去人心、招致不满。进而言之,一个人如果名声与成就不匹配,一旦离开相应的位置,所谓的“名”很快就会烟消云散、被人遗忘。
为官一任,不是不需要声誉,关键在于如何留住清名与美德。当共产党的“官”,既不是谋私利也不是享清福,而应想方设法造福于民。立下清正廉洁、一心为民的鸿鹄志,崇扬“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的德行,讲奉献、讲作为、讲实干,才能行之久远。
司马迁在《史记·李将军列传》中称赞飞将军李广“桃李不言,下自成蹊”。为官从政,情理也是相同的。焦裕禄、谷文昌、孔繁森、杨善洲、沈浩……那些被群众铭记于心、时常怀念的好干部,他们的好名声哪个不是默默靠实干累积的?政声人去后,民意闲谈中,完全不必想方设法突显自己的功绩、苦心孤诣夸耀自己的不凡,只要真心为百姓谋福、为苍生立命,自然会被人们记惦。
“不受虚言,不听浮术,不采华名,不兴伪事”,卸下虚名的包袱,甩开膀子、脚踏实地,把有限的精力放在干事创业中去,我们一定会在时间深处留下自己的足迹,在群众心里留下温暖的记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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