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爆发后,新自由主义广受质疑和批评,但其在西方社会的主流地位并未终结,并呈现出一些新动向新特点。
经济金融化。经济金融化是新自由主义导致的主要后果之一,也是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爆发的主要原因之一。但西方国家在这个问题上积重难返,经济金融化程度进一步加深。比如,美国实体产业占GDP的比重下滑到不足1/6,虚拟产业所占比重则超过1/3;家庭财富中金融资产所占比重接近2/3,超过危机前水平。造成这一现象的原因是多方面的,但根本原因是新自由主义的影响。新自由主义主张的全面市场化和自由化不断弱化工人力量、削减财政开支、限制政府力量,使人民无力对抗金融资本、政府无法制约金融资本。政府应对危机的措施由改革转为救助,对金融资本的态度由监管变为庇护,导致经济金融化程度不断加深。
金融政治化。空前的经济金融化导致金融政治化。金融政治化在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之前就已出现,在危机之后更是暴露无遗:为解决危机而推行的量化宽松政策总是伴随着超额保证金和银行奖金的增加,实体经济获得的金融信贷不增反降。同时,社会精英的财富通过经济金融化日益融合到一起。政府精英们相信,如果金融寡头倒下,市场的信用和信心也将崩溃,社会动荡和革命可能带来政权更迭。于是,他们小心维持着和金融高管的“友谊”,甚至不惜组建富豪内阁。而金融危机中原本需要得到救助的弱势群体,则由于“缺乏系统重要性”被选择性忽视了。
民主空壳化。西方学者一直标榜,民主政治制度的发展只能依托于资本主义经济体制。面对严重的国际金融危机,越来越多的人认识到,按新自由主义发展的资本主义经济体制与民主政治制度已背道而驰,被资本绑架的选举、无视公共利益和公民权利的政府都反映出资本主义国家民主日益空壳化:对民粹主义既排斥又利用的两面性,使西方普选民主走进死胡同;多党轮流执政、政党分肥、政党攻讦造成持续的政局动荡。难怪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斯蒂格利茨说,美国民主的实质就是“1%所有,1%统治,1%享用”。这些现象是资本主义特别是以新自由主义为指导的资本主义造成的。新自由主义强调以财产权为基础的经济特权的优先性,而民主政治则强调公民权利平等。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之后,西方民主对资本的驯化演变为资本对民主的驯化。这与其说是西方民主的退化,不如说是其资本主义属性的充分暴露。
文化虚无化。经济金融化、金融政治化、民主空壳化致使民众诉求无法实现,社会主流价值观遭到怀疑,进一步加重了文化虚无化。金融精英的迅速崛起使极端个人主义凌驾于道德准则之上,导致资本主义国家在国际金融危机前就出现严重信仰虚无危机。国际金融危机爆发后,资本主义国家大都经济低迷、失业激增、债台高筑,导致贫富差距扩大、社会不公加剧、福利保障缩水、社会秩序恶化。在这种自由得不到落实、平等得不到伸张、民主得不到施行的环境中,通过个人奋斗实现梦想的希望破灭。很多西方国家民众对社会基本信念感到怀疑、对前进方向感到迷茫、对现有体制缺乏信心,加重了文化虚无化现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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