回顾上期>>>每日一句习近平用典(166)——石可破也，而不可夺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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习大大的话：

“法与时转则治，治与世宜则有功。”新形势下加强和规范党内政治生活，既要坚持过去行之有效的制度和规定，也要结合新的时代特点与时俱进，拿出新的办法和规定。我们制定和颁布新准则，不是要替代1980年准则，而是要在坚持其主要原则和规定的基础上，针对新情况新问题作出新规定。本着这一精神，在文件稿起草过程中，我们重申了1980年准则的主要原则和规定。新老准则相互联系、一脉相承，都是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党内政治生活必须遵循的。

——摘自习近平关于《关于新形势下党内政治生活的若干准则》和《中国共产党党内监督条例》的说明，2016年11月2日

【出自】

故治民无常，唯治为法。法与时转则治，法与世宜则有功。

——战国·韩非《韩非子·心度》

【释义】

“法与时转则治，治与世宜则有功”出自战国末期韩非的著作《韩非子》。韩非是法家的代表人物，他在《心度》篇中论述了法家的立国用民之道。韩非认为治国之道在于统一民心，而治民之本则在于明法。“法与时转则治，治与世宜则有功”一句的大意是：法令随时而变，国家就能得到治理，政治措施与世相宜，治理才会有成效。

法家提倡以法治国，同时也极为重视变法。法家认为“法宜其时则治，事适其务故有功”。因此要“当时而立法，度务而制事”；且法要“随时而变，因俗而动”。韩非在《心度》篇中也指出法为治民之本。君王治理百姓要考虑的不是如何满足百姓的欲望，而是如何给百姓带来实际利益。因此，即使是对百姓施以刑罚，目的也是为了使百姓受益，而不是因为憎恶百姓。韩非认为“刑胜而民静，赏繁而奸生”。严峻的刑罚能使百姓安分守己，而泛滥的赏赐则会滋生奸邪。因此，他强调要以法治民。在韩非看来，“法者，王之本也；刑者，爱之自也”。法令是治理天下的根本，是治世的法宝。同时，他也指出治国之法是没有常规的，不同的时代，不同的社会环境，需要不同的治理方式，比如民风淳朴之时，只要用褒贬进行控制就可以治理好百姓；而若是民风彪悍，则需要用刑罚加以束缚才能使百姓驯服。故而，法令法规不能一成不变，若是不能与时俱进，再好的法令法规也无益于世，只会导致社会的混乱。因此，韩非强调法度一定要顺应时代的变化，治理方式也要根据社会情况的变化而变。只有适应世情时势的法度才能有效，才是好法。

党中央制定《关于新形势下党内政治生活的若干准则》、修订《中国共产党党内监督条例》就是为了让法与时转，使治与世宜。习近平指出：“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我们党总结党内政治生活正反两方面经验特别是‘文化大革命’的惨痛教训，于1980年制定了《关于党内政治生活的若干准则》。这个准则，在‘文化大革命’结束后的那个特殊时期，对实现政治上、思想上、组织上、作风上的拨乱反正和全党工作中心的转移，促进党内的团结统一、保证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顺利进行，发挥了十分重要的作用。”《准则》之所以能够发挥巨大的历史作用，正是因为它针对的是当时的历史条件和主要矛盾，切合当时的时代需求。虽然今天《准则》对于严肃和规范党内政治生活、弘扬党的优良传统和作风仍具有重要现实指导意义。但是，不可否认，《准则》已无法应对三十多年后党内出现的一些新情况、新任务，无法解决今天党内出现的一些新矛盾和新问题。《中国共产党党内监督条例（试行）》亦是如此。自2003年颁布施行以来，条列在加强党内监督、维护党的团结统一方面发挥了积极的作用。但是，随着形势任务的变化发展，“条例与新实践新要求不相适应的问题显现出来”。因此，制定准则、修订条例都是为了使其能够适应时代的发展和世情的变化。

于国家而言，治国之法需要随时而变，因时制宜。于个人而言，做事之法亦应如此。古人说：“圣贤之言，因时而变，所以救其失也；不模古而行，所以致其真。”为人处世要懂得通权达变、与时俱进，凡事都不能死搬硬套，而应该从实际出发，做到具体问题具体分析，从而寻找最佳的方式方法。

习近平在关于《关于新形势下党内政治生活的若干准则》和《中国共产党党内监督条例》的说明中引用“法与时转则治，治与世宜则有功”，旨在说明制定准则、修订条列不是为了替代已有的准则、条列，而是要在坚持过去行之有效的制度和规定的前提下，结合新的时代特点与时俱进，让“新老准则相互联系、一脉相承”，在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更好地规范党内政治生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