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一位91岁的退休老领导火了。媒体报道,38年前,时任山东菏泽地委书记的周振兴到曹县韩集“红三村”,看望83岁的伊巧云,一位曾为革命作出很大贡献的老人。当周书记询问重病在身的老人有什么要求时,老人犹豫了一下说:“就是想吃半碗肥中带瘦的猪肉。”周书记深感自责,掏出钱给乡镇书记,让他满足老人的心愿。回到县城汇报时,他眼含热泪说起这位老人,“现在,在我们领导下,生重病了,竟吃不上半碗肥中带瘦的肉。同志们,我们还有脸当他们的书记吗?”他突然抬手打了自己一个清脆的耳光,“我们这些大大小小书记的脸还叫脸吗?”在场不少干部泪流满面,陷入愧疚和自责中。
文章刊发后,引发热议。日前,记者联系到周振兴老人,对老人进行了专访。
谈干部作风:
记者:您自打耳光这件事,过去38年了,当时跟随您的同志印象深刻,写成了回忆文章,刊发后引起了很大反响,您能谈谈当时的情景吗?
周振兴:详细情况我记不太清楚了,毕竟快40年前的事了。一个病重的老人,想吃半碗肥中带瘦的肉,这个要求高吗?不高。竟然吃不上。我们工作做得不好,没让百姓吃饱吃好,内心充满自责和愧疚,觉得对不起百姓,当时很激动,才不由自主地打了自己耳光。革命老区的人民对党、国家、社会贡献巨大,他们却吃不饱饭,我们应该自责、反思。把百姓冷暖放心间,公选王为这位老领导点赞!您值得我们尊敬!周振兴先生的故事可以作为公务员遴选考试写作素材,公选王遴选网提醒广大遴选考友留意。
记者:深入基层,调查研究,了解民情,才能实事求是,真正解决问题。您当时是怎样深入群众、又是怎样解决群众实际困难的?
周振兴:不调查研究就没有发言权,更不能正确决策。1978年3月初,我被任命为菏泽地委书记。一上任,我就给身边同志说:我要下去跑跑,这段时间小事你们处理好就行。我断断续续到基层跑了3个多月,事先不和县里打招呼,不看他们事先安排的参观点,也不让他们领着,这样就可以了解到真实情况,也能知道农民的真实想法。
有一天我去东明县,上午我自己跑了几个村,下午通知县委书记司黎明,他正好在一个村劳动,我约他去小井村看看。来到小井村村民张殿兴家,他家院墙都倒了,土坯堂屋只剩中间一间,屋里只有一个大地铺。一个大破瓷缸里,只有两三斤地瓜干。揭开锅盖,里面是用野菜、高粱壳掺和做的菜团子。我掰开一个菜团子,一块放到自己嘴里,另一块给了司黎明,又苦又涩咽不下去。
当天回到县城,我召集县委常委会,一直研究到半夜,决定把全县盐碱地尽快分下去,借给群众自种自吃,3年免征农业税。当年,东明县把10万亩长满茅草的荒地分给了群众,来年,这些荒地上打的粮食比生产队的好地还要多得多。
记者:对当前抓干部作风建设,您有什么看法和建议?
周振兴:现在有的干部蹲机关多了,下基层少了。对一些“走读干部”,群众一看就觉得你不拿自己当这里的主人,没打长谱。其实,不管通信有多么发达,干部都要多跑跑基层,少一点蜻蜓点水,多一点扎实深入,尤其不要按照基层提前布置好的路线看。每月挤出两三天时间,到农村、到企业住一住,交几个农民、工人朋友,对做好工作是很有利的。
谈干群关系:
记者:当时农民普遍吃不饱饭,有没有因此影响干群关系?当时干群关系怎么样?
周振兴:中国农民实在是太好了,当时忍饥挨饿,但大家认为没有人故意让他们吃不上饭。那时候干部很少有谋私利的,所以干群关系比较融洽。
当时在张殿兴家,我问他吃什么饭,并走向他的厨房。老两口拦着我,不愿意让我进去。我尝过菜团子后,张殿兴的妻子急急忙忙说:俺不苦,就是现在地里不收啥。俺感谢共产党,没有共产党,俺活不到今天。我的泪当时就止不住流下来了,多好的农民啊!穷成这个样子,还说感谢,这叫咱当领导的脸往哪儿搁?心里都是内疚和沉痛。后来我每隔几年就去一次小井村,看着张殿兴家还有村里群众生产生活越来越好,我打心眼里高兴。我在菏泽工作了11年,与菏泽的父老乡亲结下了深厚的情谊。
记者:看得出来,您对菏泽有着特殊的感情。在山东,菏泽是欠发达地区,后来您还常去菏泽吗?
周振兴:除了在青岛工作期间,我基本上每年都要回一次菏泽。每次都为那里的变化感到激动和高兴。2011年春天我去菏泽,在那里住了11天,所有县区走了一遍,那时候菏泽已经迎来发展的好时期。虽然我出生在德州,很多人却都认为我是菏泽人,我也自认为是菏泽人。后来我一直关注菏泽的发展,每天晚上看电视,我都要看看菏泽的天气预报。
记者:在您看来,干群关系好,有哪些体现?您怎么看待当前的干群关系?
周振兴:干群关系好,很重要的一条,是干部清廉、干净,就算工作上有不足,有些小错误,群众也会原谅。如果干部脱离群众,甚至贪污腐败,群众能不反感、能不有气吗?
习近平总书记这几年狠抓正风反腐,意志坚强,措施得力,党的肌体越来越健康了。反腐败斗争永远在路上,要长期坚持下去。如果干部都干净干事,问心无愧,对得起自己的良心,对得起组织和群众信任,干群关系自然也会越来越好。
谈初心和担当:
记者:小井村成为山东的“小岗村”,吹响了改革的号角,这与您任地委书记时的担当作为分不开。能讲讲当时的情况吗?
周振兴:当时从小井村回来,研究把荒地分给农民种,县里有干部也担心,觉得这不符合中央政策。我对司黎明说:你们先开个头。如果有人告你们“走资本主义道路”,我陪你到北京打官司。农民守着土地挨饿,这无论如何也说不过去。我相信,让农民吃饱饭绝不是罪过。
山东大包干改革,是从小井村开始的。如果说,安徽的土地承包发端于小岗一个村,是下面搞了以后得到了上面的认可,那么菏泽是从地委开始提倡的,几乎是10个县同时开展了大包干。
那一年后来连续召开了两次三级干部会议,1979年春节后,又一次召集三级干部会议,2000多人,我讲了近8个小时。那时候地委没有报纸、没有电台,会后我让各县复制录音带,各公社再到县里复制录音带,指定同一天时间,向全区农民开大会播放。
那次大会上,我说,在座的县委书记同志们,你们把笔记本拿出来,记下我下面这段话,如果上级说这件事我们干错了,追查下来,我周振兴一个人担责,你们都是被迫的!只要叫我当这个地委书记,我就得叫老百姓吃饱饭!我们党的根本宗旨是什么?就是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
记者:讲这番话是需要勇气的。当时那个环境下,您这份勇气从何而来?
周振兴:我出生在农村,16岁就参加革命,工作50年,其中40年在农村度过。当时的地委,就是搞农业农村工作。我老家家里人也都在农村,生活困难,这个我很了解。这种状况如果不迅速改变,你讲社会主义的优越性,他们就不那么相信。群众有困难时,你不去解决困难,有的人怕扣帽子,但如果人人都这样,那我们还有什么出息?
记者:您能不能谈谈您对共产党人的初心的理解?
周振兴:我的理解,一是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二是人民利益高于一切。当初参加工作,就奠定了为人民服务的信念。人民的利益高于一切,是我们党与其他政党的根本区别。
当官的目的就是为人民服务的。做过的工作,能真正无愧于党、无愧于人民,就可以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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