扩大内需,并不是单纯地指“扩大总需求”。通过扩大总需求推动经济发展,并以消费需求作为基本的立足点,在“十一五”规划中就已明确提出。现今,要形成强大的国内市场的消费需求,要以畅通国民经济循环为立足点,从而使生产、分配、流通、消费更多依托国内市场,提升供给体系对国内需求的适配性,形成需求牵引供给、供给创造需求的更高水平动态平衡。因此,有必要进一步深刻理解畅通国民经济循环的政策内涵,进一步深刻理解当前构建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的重要意义。
疫情发生以来,各国经济均受到较大冲击,我国出口受到外部需求下降影响,加上中美贸易摩擦带来的不利影响,两头在外的国际大循环明显动能减弱。我国的生产需要更多地依靠国内的投资和消费来完成循环。很长一段时间以来,国内外学术界和媒体把中国的发展称为出口导向型,认为出口减少会对中国经济发展产生较大影响。实际上,正如一些学者所说,把中国的发展称为出口导向型并不准确。数据显示,货物出口占我国国内生产总值比例最高的年份是2006年,当年超过1/3的国内生产进入国际循环,其后一路下滑到2019年的不足1/5,换句话说,2019年有8成左右的国民经济在国内实现循环。
从国际经验来看,越大的经济体,其国内市场规模就越大,对于生产的产品,国内的消化能力越强,国内生产总值就会更多地依靠国内循环。随着我国的GDP占世界经济总量的比重不断攀升,出口占比随之降低实属必然。与此同时,随着社会收入水平不断提高,产业结构发生变化,服务业在GDP中的占比越来越高,而服务业当中有很多是不可进行贸易的,这也会带来出口在GDP中的占比下降。
我国传统的参与国际大循环的模式,将会面临越来越多的挑战和越来越大的调整压力。另一方面,发展阶段变化也使中国形成了巨大而独特的内部发展优势和潜力,这为应对挑战提供了有利条件。当前,我们要立足新发展阶段,构建新发展格局,抓住发展机遇,扎实推进扩大内需的系列举措。
内需潜力的进一步释放,有赖于合理引导消费、储蓄、投资等方面有效的制度安排。
一是优化供给结构,改善供给质量,提升供给体系对国内需求的适配性。可从增强创新链和产业链之间的对接关系入手,增强自主可控能力,加强顶层设计、应用牵引、整机带动,强化共性技术供给,实施好关键核心技术攻关工程,尽快解决一批“卡脖子”问题,在产业优势领域精耕细作,搞出更多独门绝技。实施好产业基础再造工程,打牢基础零部件、基础工艺、关键基础材料等基础,深入实施质量提升行动,构建更高质量的供给体系,形成更多新的增长点。
二是通过改革释放消费潜力。要通过调整和优化收入分配关系,合理有效地调节城乡、区域和不同群体之间的收入水平,增加低收入者收入,扩大中等收入群体,调节过高的不合理收入,从而进一步提高教育、医疗、养老、育幼等公共服务支出效率,通过深化土地、金融等要素市场改革,进一步释放投资需求潜力。
三是处理好释放内部潜力与扩大开放的关系。要按照中央经济工作会议精神,发挥中央预算内投资在外溢性强、社会效益高领域的引导和撬动作用,加强统一规划和宏观指导,统筹好产业布局,避免新兴产业重复建设,加强统一规划和宏观指导,统筹好产业布局。激发全社会投资活力,大力发展数字经济,加大新型基础设施投资力度,为消费者营造放心消费的制度环境,推动内需潜力进一步释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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